再論《世說新語》的詩學價值——謝安“雅人深致”說新解
作者：劉 強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布，載《華東師范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1期
摘要：《世說新語·文學篇》所記謝安“雅人深致”一說，因為蘊躲著經學與文學、“言志”與“緣情”的雙重張力，引發了廣泛而耐久的詩學爭議。歷來學者如宋祁、劉辰翁、王士禛等多激賞謝玄而質疑謝安。包養違法事實上，“雅人”并非泛指“高人雅士”，而是特指“詩人”，具體說就是與“風人”相對的“雅詩的作者”。正確懂得“雅人深致”，既要留意《詩》有《風》《雅》二體、《雅》有小年夜正變的年夜佈景，又要在“賦詩言志”的意義上體察謝安與謝玄人格氣象和性命境界的內在差異。王夫之認為二謝所引《毛詩》“統一達情之妙”，無形中掩蓋了“風人之致”與“雅人深致”這兩種分歧審美興趣的差別，故仍有一間之未達。晚清年夜儒沈曾植則安身儒家詩學的風雅傳統，以人學論詩學，既還原了“雅體尊，風體卑”的禮樂詩教的真實生態，又以“雅人”為“敦善行而不怠之正人”，深入提醒了謝安風流名流背后的儒者情懷和年夜臣襟曲，堪稱謝安的隔代知音。要之，對“雅人深致”的正確解讀，既是詩學問題，也是人學問題，既關乎詩教和詩品，更關乎人教與人品。謝安是《世說新語》中記載最多的魏晉名流，他對于中國“雅文明”的構成厥功至偉，其“雅人深致”的詩學觀念具有很是豐富的闡釋空間，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世說新語》的詩學價值。
關鍵詞：《世說新語》；詩學價值；謝安；雅人深致；沈曾植
年夜約二十年前，我寫過一篇題為《與中國現代詩學》的小文，作為博士論文《世說學引論》的一節，后發表于《現代文學理論研討》集刊，此中有這么一段：
《世說》不像《紅樓夢》等虛構文本，只需你不打開它，此中的世界和人物對于你來說就是不存在的虛空；相反，《世說》具有兩種分歧的打開方法，當讀者因為倦怠合上書本的時候，它依舊在時間的維度上開啟著。換言之，《世說》不是一部可以人為“關閉”的物理意義上的文本，而是一條溝通著歷史、現在和未來的“時間地道”。假如沒有《世說》，我們對于漢包養網推薦末魏晉這段歷史的清楚是無法想象的。就文學而言，《世說》的許多記載，直接反應了魏晉時期的文學實況，并在傳播接收的過程中，對后世文學觀念和詩學概念、詩學的批評方式、以及詩話創作的形式等等，產生過深遠的影響。[①]
現在看來，文章雖然粗略勾畫了《世說新語》（以下稱《世說》）與中國現代詩學的關系，但限于學力和聞見，還是包養金額顯得細緻僵硬。尤其是，此中雖言及謝安的“雅人深致”說后來成為一種詩學觀念，以及“摘句批評法”對于后世詩論的影響，但也只是淺嘗輒止，未及深刻。時隔多年，再來思慮《世說》的詩學問題，尤其是謝安其人對于六朝人文甚至整個中國“雅文明”的影響時，深感桓溫所謂“安石碎金”[②]一語實在不成等閑視之。謝安雖以政治家立品，但其深諳經術，無論品藻人倫，還是賞鑒文藝，無不見高識卓，點鐵成金，又加其主掌東晉中后期清談壇坫，出言如山，其文明創造力之年夜及士林影響力之巨，一時無出其右者。謝安脫口而出的“雅人深致”一語，絕不成僅以“以資談助”的閑言碎語視之，其深層意蘊，實已關涉經典詮釋學、《詩經》學、經學與文學之關系等一系列與中國古典詩學相關的“年夜哉問”。以往的研討息爭讀，雖有關注而語焉不詳，尚存未發之覆，今不揣谫陋，稍作論析，以就教于方家同好。
一、謝安引發的詩學爭議
“雅人深致”，語出《世說·文學》第52條，其文曰：
謝公因後輩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謝玄）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謨定包養留言板數，遠猷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此一故事看似簡單，實則關涉甚廣，含蘊甚深。可以說，慣會“特作狡獪”（《世說·文學》94）的謝安無意中引發了一個主要的詩學爭議。
起首，此事可以作為《詩經》傳播史上的一個主要資料。謝安不問魯、齊、韓所謂“三家詩”，徑以《毛詩》發問，足可證明東晉之時，漢代立于學官的三家詩已逐漸式微，而《毛詩》經過鄭玄箋注，則后來居上，成為當時最風行的《詩經》傳本。“《世說》所引《詩經》，當為南北配合稟承的《毛詩》及鄭《箋》”。[③]而《世說·文學》開篇便是鄭玄的三則故事，絕非偶爾。
其次，謝安問《毛詩》何句最佳，亦魏晉以來論詩重視“摘句”的新風氣之反應，《世說》還有其例。如《文學》第101條記：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問古詩中何句為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為佳。”又如《言語》篇第90“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條劉孝標注引檀道鸞《續晉陽秋》：“寧康三年玄月九日，帝講《孝經》，仆射謝安侍坐，吏部尚書陸納、兼侍中卞耽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袁宏兼執經，中書郎車胤、丹陽尹王混摘句。”可見“摘句”已成為當時講習經典的“規定動作”，并須專人負責。至于晉人常以《詩經》名句為清談嘲戲應對之資，例子更多，茲不贅舉。
第三，也是最關鍵的一點，謝玄和謝安對于“《毛詩》何句最佳”的分歧觀點，曾惹起前人極年夜的迷惑和爭論，成為《詩經》學史甚至整個經典詮釋史上一個值得關注的事務。如宋元之際的劉辰翁評此條就說：“各性格所近，非謝公識量，此語為遝拖，誰省？”[④]明人吳勉學亦云：“各就性格所近言之。”[⑤]二人均以“性格所近”論之，顯然是虛晃一槍，為謝安留點人情，骨子里似乎認為，就對《毛詩》的鑒賞而言，謝安的見識似不如其侄謝玄。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引宋祁《宋景文筆記》卷中云：“《詩》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見整而靜也，顏之推愛之。‘楊柳依依，雨雪霏霏’，寫物態，慰情面也，謝玄愛之。‘遠猷辰告’，謝安以為佳語。”[⑥]宋祁所謂“顏之推愛之”，是說顏之推論及王籍《進若耶溪》詩“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二句時，引《小雅·車攻》“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又引《毛傳》“言不諠嘩也”，說：“吾每嘆此解無情致，籍詩生于此耳。”（《顏氏家訓·文章》[⑦]）宋祁顯然認為，謝玄和顏之推對《毛詩》佳句的賞愛，“物態”與“情面”相得益彰，惹人進勝，而謝安竟以“遠猷辰告”為“佳語”，真是年夜煞風景，不知所云。清代年夜詩人、“神韻說”的宣傳者王士禛在《古夫于亭雜錄》中說：“‘蕭蕭馬鳴，悠悠旆旌’，顏之推愛之；‘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謝玄愛之；‘謨定數，遠猶辰告’，安石以為有雅人深致。愚按：玄與之推所云是矣，太傅所謂‘雅人深致’，終不克不及喻其指。”[⑧]王士禛和宋祁觀點分歧，而態度更為斬截。
當然，也有為謝安辯護、試做“解人”者。如宋人陳櫟《定宇集》卷七《答問》云：“謝安石之說，固足以救風云月露、流麗綺靡之弊。”又，劉克莊《趙氏義學莊》：“昔江左門戶之年夜，人物之盛，無出王、謝。……家集之際，或雅言，或聯句，以儆勵之。它日于後輩言詩，則謂‘楊柳’‘風雪’未若‘謨定數，遠猷辰告’之句，是以相業教詔之矣。及乎親炙久，濡染熟，玄、琰志義奮發，能以八千而走百萬之虜，遂為經濟之彥；諸孫如康樂，如惠連，如元暉，亦疊主風騷之盟。雖道韞一男子，猶責其弟學之不進。《孟子》曰：‘人樂其有賢父兄。’余于謝傅見之。”（《后村集》卷九二）清人鄧繹《藻川堂譚藝》也說：“‘謨定數，遠猷辰告’八字，非才兼師相，若伊、傅、周、召者不克不及知。……是二言者，謝包養網站安石常吟詠之，風流宰相，自應經術宏深，豈江左夷吾所敢看哉。”[⑨]
上述兩種觀點雖然相左，理路卻是分歧的，那就是：假如不談《詩》，僅就“性格所近”而論，謝安和謝玄所見各有其理，無所謂優劣；反過來，假如觸及詩學問題，僅談《毛詩》何句最佳，謝安的謎底就讓人覺得費解——“終不克不及喻其指”。問題是，以我們對謝安的清楚，他不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更是當時一流的清談家和文藝評論家，他對經學、玄學、詩歌、音樂、繪畫、小說等都發表過許多令人嘆為觀止的獨到評點[⑩]，假如說他對《毛詩》的見解忽然掉往水準，反而不如其侄謝玄，畢竟是有些匪夷所思的。我們不由要問：謝安的“雅人深致”畢竟有何深意？除了基于“家風家教”的諄諄告誡外，還有沒有更多的“意在言外”呢？
二、《詩》分風、雅
要想懂得“雅人深致”背后的深意，起首須探明謝安所謂的“雅人”究竟何義？今查各種《世說》譯注本，“雅人”多解為“文雅的人”[11]，“高人雅士”[12]，“志趣高貴之人”[13]，諸這般類。乍一看，意似可通，但聯系此則故事所屬門類（《文學》）及高低文語境（“《毛詩》何句最佳”），問題便會凸顯出包養網車馬費來。
事實上，“雅人”在《世說》中不止一見。另一個用例見于《賞譽》第46條：“王年夜將軍與元皇表云：‘舒風概簡正，允作雅人，自多于邃。最是臣少所知拔。……’”此處“雅人”與“風概簡正”相屬，顯然是泛指，或與“俗人”相對，可解作“文雅之人”或“心志高貴的人”[14]；而謝安所謂“雅人深致”的“雅人”，則顯屬特指，意思當有分歧。
“特指”者何？蓋《詩經》“雅詩之作者”也。須知謝玄所稱引“昔我往矣”四句，出自《小雅·采薇》，而謝安所引“謨定數，遠猷辰告”則出自《年夜雅·抑》。也就是說，二謝所論，都觸及《毛詩》中的“雅詩”。劉孝標于“遠猷辰告”后注云：“《年夜雅》詩也。毛萇注曰：‘，年夜也。謨，謀也。辰，時也。’鄭玄注曰：‘猷，圖也。年夜謀定數，謂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考慮到《世說》“簡約玄澹，爾雅有韻”[15]、截取片斷、略貌取神的記述特點，謝安與後輩討論《毛詩》何句最佳，子侄輩應答者應該不止謝玄一人。假如我們展開聯想，也許當時還有人就《國風》中的名句作答，不過未得謝安回應而疏忽未記罷了。于是謝玄才以“昔我往矣”四句為對，而這樣的“漸進佳境”，生怕恰是謝安“循循善誘”的結果。是以，謝安所謂的“雅人”，所指其實就是“詩人”。張萬起編《世說新語詞典》解讀“雅人深致”說：“指詩人的深遠寄意。”[16]庶幾得之。
不過，“詩人”與“雅人”終究有一字之差，所指不成能完整重疊。凡是的情況下，“詩人”可涵蓋“雅人”，“雅人”卻不克不及涵蓋“詩人”[17]。謝長期包養安強調“雅人”而非“詩人”之“深致”，應有一個隱而未彰的參照系，那就是“風人”。盡管“風人”與“詩人”有時可以互訓，但特稱“雅人”時，正欲與“風人”相區別。同為“詩人”，“風人”和“雅人”之分歧，源于“風”“雅”二體之差異。蓋風、雅雖同屬《詩》之“六義”，而內涵及定義分歧。《毛詩年夜序》說：“風，風也，教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全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18]可知，風關乎平易近之“性格”，所謂“一人之本”；雅則關乎“王政”，所謂“全國之事”。錢鍾書謂“風之一名三訓”[19]，亦可參看。“風雅”并舉，指的就是《詩經》所代表的風雅傳統。此其一。
其二，《風》《雅》之詩，產地所出及作者階層也分歧。朱熹《詩集傳序》說：“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于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成易者也。至于《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正人，閔時病俗之所為，而圣人取之。其忠誠惻怛之心，陳包養網車馬費善閉邪之意，猶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20]鄭樵《通志·昆蟲草木略》說：“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21]明人許學夷《詩源辯體》則謂：“凡詩有關乎君國年夜體者為《雅》，出于平易近間懷感者為《風》。”[22]
其三，《風》《雅》二體，體制及風格亦分歧。趙岐《孟子題辭》中稱贊孟子說：“有風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平，命世亞圣之年夜才者也。”[23]這里的“風人之托物”與“二雅之正言”，恰是對“風”“雅”二體表現伎倆及語體風格的分判。許學夷辨風、雅、頌之“體”亦云：“風者，王畿列國之詩，美刺風化者也。雅頌者，朝廷宗廟之詩，推原王業、描述大德者也。故《風》則比興為多，《雅》《頌》則賦體為眾；《風》則微婉而天然，《雅》《頌》則齊莊而嚴密；《風》則專發乎性格，而《雅》《頌》則兼主乎義理：此詩之源也。”[24]許氏還專論“風人之詩”：“風人之詩既出乎性格之正，而復得于聲氣之和，故其言微婉而敦樸，優柔而不迫，為萬古詩人之經。”“風人之詩，不落言筌，曲而隱也。”“風人之詩，多詩人托為其言以寄美刺，而實非其人自作。”[25]
清人劉熙載所見亦略同，其《藝概·詩概》云：“《詩序》：‘風，風也。風以動之。’可知風之義至微至遠矣。觀《二南》詠歌文王之化，辭意之微遠何如？”[26]又說：“詩喻物情之微者，近《風》；明人治之年夜者，近《雅》；通六合鬼神之奧包養一個月價錢者，近《頌》。”[27]
上引諸家所論，可藉以作為謝安“雅人深致”的注腳。因為“風”“雅”二體分歧，故有“風人”“雅人”之別。謝安既然提出“雅人深致”之說，至多隱含兩個預設：一是“風人之致”，一是“雅人之致”。難怪劉熙載要說：“雅人有深致，風人、騷人亦各有深致。后人能有其致，則《風》《雅》《騷》不用在古矣。”[28]近人徐世昌輯《晚晴簃詩匯》便拈出“風人之致”：“又云味外有味、色外有色、音外有音、神外有神，言在此而意在彼，意在此而韻在彼，言有盡而意無窮，意有盡而韻無窮，風人之致也。”[29]王國維《人間詞話》亦借謝安的話頭，提出“風人深致”之說：“《詩·蒹葭》一篇最得風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看盡海角路’意頗近之。但一灑落，一悲壯耳。”[30]當然，《風》《雅》亦有相通處：“詩有《風》而類《雅》者，如《定之方中》《淇奧》《園有桃》等篇是也。蓋有關于君國之年夜者也。有《雅》而類《風》者，如《祈父》《黃鳥》《我行其野》等篇是也。蓋皆出于羈旅之思者也。”[31]
就我狹見所及，當代學者中較早將“雅人深致”與“風人之致”加以辨析的是包養違法徐國榮傳授。早在2002年，他就在一篇書評中標舉“風雅之致”，并拈出“雅人深致”的“雅傳統”和“風人之致”的“風傳統”之說，認為謝玄所欣賞的“楊柳依依”恰是“風人之致”[32]。時隔二十年，徐國榮及其門生郭亞超引述大批資料，再論“風人之致”之內涵及其詩學價值，并得出結論：“盡管‘風人’的作者成分有別，但所表達的情致均為合適求中精力的溫柔敦樸之情，具體表現為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等感情情勢。這種內在感情是委婉蘊藉的，又需意在言外的表達方法將其呈現出來。”[33]其對“風體”的掌握允稱到位。
三、《雅》有小、年夜
不過，以為謝玄所引的“昔我往矣”四句就是所謂“風人之致”，生怕也與其詩出于《小雅》的事實不盡相符。斟酌《世說》此條高低文義，謝安所謂“偏有雅人深致”，應是基于泛論“雅人”而為說，“偏”有“特”“更”之意，或許在他看來，謝玄所稱的四句詩雖然也有“雅人之致”，不過在義理、性格、思致方面尚“淺”，比擬《年夜雅》中“謨定數”兩句，顯得不夠深邃深摯闊年夜罷了。有例為證。《晉書》卷九十九《列傳》第六十六載：
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34]
這是“雅人深致”的又一出典，或以為“傳聞分歧”[35]，我倒覺得能夠是統一次雅集的兩段對話。謝道韞稱引的“吉甫作誦”四句出自《年夜雅·烝平易近》，謝安也以“雅人深致”賞之，說明同為《年夜雅》之詩，有“深致”者不止一例。我們雖然不克不及以此遽斷《小雅》之詩必定缺少“雅人深致”，但也很難把謝安許為“雅人深致”的兩首詩都出自《年夜雅》——而謝玄稱道者則出于《小雅》——完整當作一種無關宏旨的偶爾事務。進而言之，謝安所謂的“雅人深致”，既體現了對“風雅之旨”的詩性區分，更蘊含著對“《雅》有小年夜”的《詩》學懂得。
前引《詩年夜序》接著說：“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年夜，故有《小雅》焉，有《年夜雅》焉。”結合《論包養感情語·顏淵》子曰“政者，正也”之說，可知《雅》必關乎政，政有鉅細，《雅》亦有鉅細。《荀子·王制》說：“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后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后王謂之不雅觀。”這里的“不雅觀”，其實就是“不正”之“政”。又《荀子·粗略》說：“《國風》之好色也。……《小雅》不以于污上，自引包養合約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36]以荀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對《風》《小雅》《年夜雅》《頌》的價值判斷，顯然是根據與霸道政治關系之遠近而逐級進步的[37]。《魯詩》學派的淮南王劉安認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史記·屈原列傳》），應該就是遭到荀子的影響。而后世詩論所謂“情兼雅怨”，早已在此埋下伏線。
如上所述，二《雅》既分小年夜，性質天然分歧。鄭玄《詩譜序·小年夜雅譜》云：“《小雅》《年夜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小雅》自《鹿鳴》至于《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后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于極圣賢之情，著天道之助，這般罷了矣。……其用于樂，國君以《小雅》，皇帝以《年夜雅》。”[38]可見所謂《雅》有小年夜，與皇帝和國君的高低、尊卑之別以及王政所關之水平淺深年夜有關系。
不惟這般，二《雅》在音樂上亦不相類。朱熹《詩集傳》云：“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鉅細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包養價格雅，燕饗之樂也。正年夜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說、以盡群下之情；或恭順齊莊、以發先王之德。”[39]許學夷也說：“《小雅》《年夜雅》，體各分歧。……馮元成云：‘《年夜雅》正經，所言授命配天，繼代守成。而《小雅》正經，治內，則惟燕勞群臣伴侶；治外，則惟命將出征。故《小雅》為諸侯之樂，《年夜雅》為皇帝之樂也。’及包養ptt其變也，《年夜雅》多憂閔而規刺，《小雅》多哀傷而怨誹，朱子謂‘皆賢人正人閔時病俗之所為’是也。”[40]
又，方玉潤《詩經原始》說：“雅有鉅細正變之分，自來諸儒未有確論。故或主政事，或主品德，或主聲音，皆非。唯嚴氏粲云，雅之鉅細特以其體之分歧耳。蓋優柔勉強，意在言外者，風之體也；清楚正年夜，婉言其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年夜，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然則鉅細之分究何故別之？曰，此在氣體輕重，氣魄厚薄，詞意淺深，音節豐殺者辨之罷了。……知乎小雅之所以為小雅，則必知乎年夜雅之所以為年夜雅，其體固不成或雜也。粗略小雅多燕饗贈答、感事述懷之作，年夜雅多受釐陳戒、天人奧蘊之旨。”[41]劉熙載《藝概·詩概》也說：“《年夜雅》之變，具憂世之懷；《小雅》之變，多憂生之意。”[42]
綜上可知，《雅》分小年夜，二者氣體有輕重之別，氣魄有厚薄之分，詞意有淺深之異，音節有豐殺之差，在雅正、典雅、溫雅的水平上，“純乎雅之體”“必無怨誹之音”的《年夜雅》高于“雜乎風之體”“怨誹而不亂”的《小雅》，這在魏晉以前經學修養較高的士年夜夫心目中，應該是一個《詩》學的基礎共識。所以，當謝安指出《年夜雅》中的名句比《小雅》更有“雅人深致”時，似乎并沒有遭到謝玄的質疑和反駁——以謝玄的才思和天稟，他生怕是豁然開朗、心悅誠服的。要了解，“正始以后，人尚清談。迄晉南渡，經學盛于南方。年夜江以南，遂不克不及為儒林立傳”[43]。而《晉書》本傳記謝安論及時局，又有“頹風已扇，雅道日淪”之言，足見當時士年夜夫虛談廢務、流連光景者多，憂勤國事、人人自效者少；即以詩歌而論，也是“理過其辭，淡乎寡味”（鐘嶸《詩品》）的玄言詩年夜行其道，而以憂世、憂生為主調的“《詩》《騷》之體盡矣”包養條件[44]。數百年后，李白《古風其一》“年夜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自從建安來，綺麗缺乏珍”的詠嘆，與謝安對“年夜雅”精力的推許與標舉，可謂遙相呼應，異曲同工。遺憾的是，時移世易，離開謝家叔侄《毛詩》論辯的語境越遠，人們對“雅人深致”的“意在言外”便越是隔閡，以致于連王漁洋這樣的年夜詩人也要慨嘆“終不克不及喻其指”了。
以上，是對謝安“雅人深致”的《詩》學語境的還原和詮釋，重點在于對“雅人”一詞的語義分判，以及“風雅”傳統和“二雅”精力的詩學辨析，信任距離謝安此說之真實意涵，雖不用中，亦當不遠。上面，我們再回到謝安叔侄的對話現場，了解一下狀況謝安“雅人深致”說何故會對后世構成這般宏大的詩學張力。
四、“雅人深致”的詩學張力
後面說過，謝玄所引“昔我往矣”四句出自《小雅·采薇》，后面還有四句：“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緊接著的《小雅·出車》一首，也有雷同的詠嘆：“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途。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對此，清人劉熙載頗感迷惑，說：“‘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雅人深致，正在借景言情。若舍景不言，不過曰春往冬來耳，有何意味？然‘黍稷方華，雨雪載涂’，與此又似同而異，須索解人。”[45]其實，二詩的感情主調是雷同的，不過文字略有錯綜罷了。其它如“王事靡盬”“憂心孔疚”“我心傷悲”之類詩句，更是貫穿于包含《杕杜》在內的三首《雅》詩，構成了音樂上的“復調”後果。《毛詩序》說：“《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皇帝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勸歸也。”[46]也就是說，《采薇包養價格ptt》等三首雅詩，完整合適“小雅怨誹而不亂”的詩體風格。謝玄從《毛詩》中摘出“昔我往矣”四句，以為最佳，可謂獨具只眼，體現了其非凡的詩歌鑒賞程度。
也恰是在這里，出現了雙重的博弈和張力：從年夜的學術思潮來看，是經學與文學的博弈；從具體的詩學觀念來說，則是“言志”說與“緣情”說的張力。正如論者所說：“在曹丕‘詩賦欲麗’、陸機‘詩緣情而綺靡’的倡導下，從文學角度賞析評價《詩經》的新風氣便慢慢構成……它衝破了把《詩經》的作為經學的束縛，衝破了‘詩言志’的藩籬，衝破了漢儒的美、刺說，把《詩經》三百篇重要看作是抒懷之作。”[47]尤其值得留意的是，東晉文人“又產生了一種與前代文人迥異的文明心態：即‘以玄對山川’所培養的文明賞玩心態包養軟體”[48]。而“謝安顯然是從安國定邦的角度嘆賞‘謨’二句的，代表了年長一輩對《詩經》較為傳統的見解。而其侄謝玄，則顯然已接收文學進進自覺時代新思潮的影響……代表了青年一代重視‘詩緣情’的鮮明傾向”。[49]“在謝玄之前是經學解《詩》，從藝術角度體會妙處，他是很早的一位，是以被鑒賞家們公認為名句，千載之下，不斷評說”。[50]很顯然，假如我們持有一種百年以來已成慣性的“文學進化論”立場，或許“文學與經學兩極對立”的思維定勢，生怕年夜部門人都會站在謝玄一邊。
但是，假如我們把焦點集中在謝玄身上，也就無法懂得謝安的“雅人深致”畢竟何所指。平心而論，謝玄的觀念中的確已觸及被后代詩論家反復論及的“情形”關系，但也僅此罷了，遠遠談不上“雅人深致”。所以，前引劉熙載所謂“雅人深致，正在借景言情”如此，恰好逢迎了謝玄而誤讀了謝安，更掩蔽甚至撤消了兩種分歧詩學旨趣的內在差異。事實上，正如先秦的賦《詩》言志，有“斷章取義”之法，謝安拈出《年夜雅·抑》中“謨定數”二句，亦可謂“摘句取義”，年夜有深意在焉。而要想明其“深致”，還必須回到原詩的語境方可見效。此詩前三章如下：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愚人之愚，亦維斯戾。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性，四國順之。謨定數，遠猶辰告。恪慎威儀，維平易近之則。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毛詩序》謂此詩為“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51]；朱熹《詩集傳》認為“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于其側以自警”[52]。方玉潤則說：“此一篇座右銘也。……詩首章‘靡哲不愚’一語，千古學人年夜病，四字說盡。蓋哲人之愚，其愚也易破；包養ptt愚人之愚，其愚也難明。自以為哲，則無乎不愚矣。故欲貶其愚，必先針其自哲之病而言乃可進。故發端以此為第一義也。于是特提謨遠猶，以為人所當圖。不成自甘墮落，是自勖正意。……所謂‘謨定數，遠猷辰告’者，不于此益見其實歟？”[53]透過謝安稱道的這兩句“雅詩”，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極圣賢之情，著天道之助”的廣闊而悠遠的倫理政治圖景和品德人文世界。這也恰是《年夜雅》“主乎義理”“多憂閔而規刺”的處所。
清代年夜儒王夫之對《世說》中這則故事尤為關注，曾請安再三，反復推明。此中年所撰的《詩廣傳》卷三云：
往戍，悲也；來歸，愉也。往而詠楊柳之依依，來而嘆雨雪之霏霏。善用其情者，不斂天物之榮凋、以益己之悲愉罷了矣。夫物其何定哉？當吾之悲，有迎吾以悲者焉；當吾之愉，有迎吾以愉者焉；淺人以其褊衷而捷于相取也。當吾之悲，有未嘗不成愉者焉；當吾之愉，有未嘗不成悲者焉；目營于一方者之所不見也。故吾以知不窮于情者之言矣：其悲也，不掉物之可愉者焉，雖然，不掉悲也；其愉也，不掉物之可悲者焉，雖然，不掉愉也。導全國以廣心，而不奔注于一情之發，是以其思不困，其言不窮，而全國之人心戰爭矣。[54]
在其暮年所撰的《詩譯》中更做了如下總結：“‘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55]這是對謝玄說《詩》的進一個步驟詮釋。不惟有“情形融合”的顯性闡發，更有對哀樂悲愉與天人心物之背反關系的隱性提醒，而“導全國以廣心，而不奔注于一情之發”，可謂“致廣年夜而盡精微”，其“圣道與詩心”（蕭馳書名）融合之境，生怕是謝玄所未夢見的吧？而在《詩廣傳》卷四中，船山又論謝安之《詩》說云：
“謨定數，遠猷辰告”，謝安之所謹記也。賦詩可以見志，安也足以當之。知不及，量不遠，條理不熟嘗，亦惡能相觸而生其欣賞哉？……謨之年夜，猷之長，命之豫，告之以時，所謂良馬輕車，修途平易，而王良造父持其疾徐之節，是樂罷了矣。君子不知樂此，無不戚焉。正人之知樂此，無不睬焉。……全國所以而看安，安所以而任玄，淝水之功，孰云幸勝哉？衿佩之下，“戎作”“蠻方”不遐遺也。得衛武公之心者，其唯安乎？相賞而不相違，得之于心跡之表矣。[56]
這里，王夫之兩次提到“理”，正與其“《年夜雅》中理語造極精微”[57]的判斷若合符節。“賦詩可以見志”，本是“言志”說的須生常談，而“志”又怎么與“情”相為掛搭呢？這也許是王夫之終生念茲在茲的一個詩學問題。他用了一個“樂”字作為觸媒，以聯通彼我之“心”——“得衛武公之心者，其唯安乎？”——“情”字雖未現身，卻已遙遙可見。而在《詩譯》中，王夫之終于通過孔子的“興觀群怨”說獲得了更進一個步驟的詩學衝破：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盡矣。辨漢、魏、唐、宋之雅俗得掉以此，讀《三百篇》者必此也。“可以”云者，隨所“以”而皆“可”也。于所興而可觀，其興也深；于所觀而可興，其觀也審。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摯。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無所窒。作者用分歧之思，讀者各以其情而自得。故《關雎》，興也；康王晏朝，而即為冰鑒。“謨定數，遠猷辰告。”觀也；謝安欣包養網車馬費賞，而增其遐心。情面之游也無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貴于有詩。[58]
王夫之以“情”字勾連“興觀群怨”，且美其名曰“四情”，并將“謨定數”二句解為“興觀群怨”之“觀”，說“謝安欣賞，而增其遐心”，這就把謝安的“賦詩以見志”，也視為“游女大生包養俱樂部于四情之中”的感情親身經歷了，于是“緣情”與“言志”妙合無間，上面的結論也就瓜熟蒂落：
不克不及作景語，又何能作情語邪？前人絕唱句多景語，如“高臺多悲風”，“胡蝶飛南園”，“水池生春草”，“亭皋木葉下”，“芙蓉露著落”，皆是也，而情寓此中矣。以寫景之心思言情，則身心中獨喻之微，輕安拈出。謝太傅于《毛詩》取“謨定數，遠猷辰告”，以此八字如一串珠，將年夜臣經營國事之襟曲寫出次序遞次，故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統一達情之妙。[59]
王夫之似乎一向努力于溝通“言志”與“緣情”之壁壘的詩學建構，“統一達情之妙”一語，與其“詩以道性格，道性之情也”[60]的詩歌本質論買通一氣，彌縫了“情”與“志”的理論罅隙，不成不謂戛戛獨造，氣象萬千。
但是，話又說回來，王夫之的這種調和論的致思理路，無形之中掩蓋了“風人之致”與“雅人深致”這兩種分歧審美興趣的區別[61]，似乎是“強拉謝安以就謝玄”，依舊算不得“雅人深致”的真正“解人”。晚清年夜儒王闿運就對王夫之不以為然，他說：“看船山詩話，甚詆子建，可云有膽，然知其詩境不克不及高也，不離乎空靈妙寂罷了，又何故賞‘遠猷辰告’之句？”[62]又其《湘綺樓詩經評點》云：“謨定數，遠猷辰告。謝安賞其語，有年夜臣之風度耳，然可撰而成之。”王闿運似乎認為，寫詩“不離乎空靈妙寂”的王夫之，實在難以體察謝安的“年夜臣襟曲”，不過是“強作解人”罷了。
五、詩學與人學之間
與王夫之分歧，晚清年夜儒沈曾植對“雅人深致”的解讀，基于儒家詩教與詩道視角，顯然更為切中肯綮。其所撰《瞿文慎公止庵詩集序》云：
昔者曾植與濤園（沈瑜慶——引者注，下同）論詩于公（瞿鴻禨），植標舉謝文靖之“謨定數，遠猷辰告”，所謂“雅人深致”者，為詩家第一義諦；而車騎所稱“昔我往矣，楊柳依依”者，為勝義諦……夫所謂“雅人”者，非即班孟堅魯詩義“小雅之材七十二，年夜雅之材三十二”之雅材乎？夫其所謂雅材者，非夫九能之士，三代之英，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之正人乎？夫其所謂“深致”者，非夫函雅故、通古今，明得掉之跡，達人倫政事，形之事變，文道管而光一是者乎？五至之道，詩與禮樂俱，準跡熄王降之義，《雅》體尊，《風》體卑，正樂《雅》《頌》得所，不言《風》，有較四國之徽言，固未可與槃磵寤歌等類觀之而次列之。自四家師說略同。詩教衰而五言作，才性于漢魏之交，清言于晉，新變于梁陳，《風》降歌謠，鏤畫者殆不知“雅”為何字。至于唐之行卷，宋之江湖，聲義胥湮，而陋者復淆以宗門幻語，詩終為大道也已。[63]
沈氏不惟借用佛家話語，宣布謝安所引“謨定數”代表的“雅人深致”為“詩家第一義諦”，謝玄所稱“昔我往矣”四句為“勝義諦”，對二謝之詩學做了價值層級上的高低判斷；並且對“雅人”和“深致”分別做清楚讀，尤其“詩與禮樂俱”，“《雅》體尊，《風》體卑”，“詩教衰而五言作”，“鏤畫者殆不知‘雅’為何字”諸說，更言人之未及言，發人之不曾發，真可謂謝安的千包養網推薦古知音！緊接著，沈曾植又說：
世何自而有人，人何自而有知，寥廓宇宙間，復將焉置此四始六義之緒多麼也？公（指瞿鴻禨）詩集手自寫定，銀鉤之敏，墨瀋未干，刪擇至精嚴，編年完具。生平于《選》學最深，故其風骨聲采，于唐若權文公，于宋若周益公，遭際懷抱，蓋亦略同。……夫唯《年夜雅》，卓爾不群，公其近之。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公允蹈之。惟此一編，其于謝傅稱詩，異世相發者乎？若夫文外之旨，《詩》義與《年齡》相表里，所昔嘗接緒論于燕間，誠當有若謝公所謂深致然者。[64]
至此，我們驚訝地發現，關于“雅人深致”的爭論，不僅是一詩學問題，更是一人學問題，不僅關乎詩教和詩品，更關乎人教與人品。所謂“詩以人見，人又以詩見”[65]，“詩品出于人品”[66]，正此意也。王夫之能看到謝安“得衛武公之心”和“年夜臣經營國事之襟曲”兩端，已經觸及“雅人深致”的焦點。但他以為二謝所引《毛詩》“統一達情之妙”，僅從詩學和詩品角度評判，未能觸及人教與人品，就仍有一間之未達。蓋謝玄以“昔我往矣”四句為最佳，當然有“吟詠風謠，流連哀思”的“移情”式審美親身經歷，然謝玄之性命與《詩》中人之性命終究有“隔”；而謝安以“謨定數”二句為“雅人深致”，則是將一己之性格懷抱完整融進詩的理境、意境和道境之中，因此實現了與《詩》中人（衛武公）的“同頻共振”，“異世相發”。王夫之以為二者“統一達情之妙”，當然彌合了“言志”與“緣情”的詩學張力，卻也把“風雅”傳統所承載的詩教與人教、詩品與人品的倫理價值和德性檔次下降了。
清人魏源在《詩比興箋》的《序》中說：“自昭明《文選》專取翰藻，李善選注專詁名象，不問詩人所言何志，而詩教一敝。自鐘嶸、司空圖、嚴滄浪有詩品、詩話之學，專揣于音節風調，不問詩人所言何志，而詩教再敝。而欲其興會蕭瑟嵯峨，有古詩之意，其可得哉！”[67]假如我們把“雅人深致”當作一句詩，僅僅執著于詩句之翰藻名象、音節風調，而不問詩人謝安“所言何志”，甚至不論謝安畢竟何許人，又怎能做到“知人論世”“以意逆志”呢？事實上，“謝安稱許‘謨定數’二句，與先秦借詩喻志類似，乃表其襟曲罷了。……謝安後輩集聚評《毛詩》，或在謝萬黜廢前后。‘謨’二句正寫出謝安之苦衷：確定遠謀粗略而不改易，到時布政于邦國都鄙以實施之。此殆所謂‘雅人深致’也”[68]。也就是說，謝安從“謨定數”二句中，讀出的不僅是詩中境界，更是他本身的心跳！所謂“雅人深致”，正其“夫子自道”也。
可以說，謝安才是魏晉六朝數一數二的真正“雅人”，他不僅是《世說》中“出鏡率”最高的名流，更是“雅量”人格的最佳代表[69]。更有興趣味的是，《晉書·謝安傳》中屢次出現“雅”字：述其所處時世，有“頹風已扇，雅道日淪”之語；記其泛船海上，風起浪涌時，有“安吟嘯自如……眾咸服其雅量”之談；言其德政，有“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人皆比之王導，謂高雅過之”之譽；及其逝世亡，又有“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之說[70]。可見在唐代史家心目中，謝安之“雅”，獨一無二，無可替換。我甚至懷疑，明天風行的“高雅”一詞，很能夠就是“雅人深致”的濃縮，足見謝安對于中國“雅文明”“雅傳統”的確立，經營備至，厥功至偉，完整稱得上“風流儒雅是吾師”！
沈曾植所以對謝安的“雅人深致”體悟更深，正因為他能安身于“四始六義”的儒家詩教，以“雅人”為“敦善行而不怠之正人”，并以“《詩》義與《年齡》相表里”，他看出謝安不僅是“年夜臣”和“名流”，更是一位將“風流”與“儒雅”集于一身的“儒者”。比包養感情擬之下，王夫之雖也承認謝安乃“晉社稷之臣也”，卻又被《老子》中“急流勇退，天之道”一語所惑，認為“安，學于老氏者也”[71]，泄顯露其對謝安內在人格精力的認識缺乏甚至判斷掉誤。須知“雅”文明之尋求，絕非佛、老二氏之所關心，實與儒家禮樂傳統、家國全國關懷與圣賢志節在在攸關，看不到這一點，則謝安之“雅人深致”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六、結語：“詩心”與“道心”
多年前，我曾對《世說》“雅人深致”條做過如下評點：“謝公此語，蓋不欲後輩專注于文人雅趣，而當心懷全國，志存修齊。雅人深致如此，實亦儒者情懷也。謝公體道希圣之人，故家教中不取風花雪月，以免後輩玩物喪志也。”[72]明天看來，除了“文人雅趣”如此或與本文之論旨略有舛互外，其它判斷另有可取之處。
明人許學夷論詩，有“詩家”“圣門”之分別，他說：“風人之詩，詩家與圣門，其說稍異。圣門論得掉，詩家論體制。至論性格聲氣，則詩家與圣門同也。若搜剔字義，貫穿章旨，不唯與詩家年夜異，亦與圣門分歧矣。”[73]準此，則謝玄說《詩》，更近于“詩家”，而謝安說《詩》，則庶幾已造“圣門”。別忘了，謝安曾說過“賢圣往人，其間亦邇”，而這句裸露心扉、義理高深的話，“子侄未之許”（《世說·言語》75）。對此，我又有評點云：“此則道出玄家主腦，即學道至高超處，便見圣人在焉。老莊談無，圣人體無，源頭處，儒道百慮分歧，殊途同歸。謝公妙達此旨，可謂‘會心處不用在遠’。”[74]觀謝公平生，無論出將進相，運籌帷幄，還是坐而論道，論詩衡文，無不拔新領異，超邁時流；而其“足以鎮安朝野”的雅量人格，實亦從千難萬險中磨礪而來，雖不克不及說已優進“從心所欲不逾矩”之圣域，畢竟已在周敦頤所謂“士希賢”“賢希圣”“圣希天”的求道之路上。
綜上所述，謝安的“雅人深致”，因為取境高遠，憂患深廣，而經常被時人、后人甚包養一個月至古人所誤解。他的內在的“儒雅”經常被內在的“風流”所掩蔽，他的溝通著“雅道”與“圣門”的“詩心”與“道心”，塵封已久，千年未彰。作為《世說新語》中最具顯示度的魏晉名流，謝安對于中國“雅文明”的構成不容忽視，其“雅人深致”的詩學觀念有著很是豐富的闡釋空間，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世說新語》的詩學價值。
[①] 劉強：《與中國現代詩學》，《現代文學理論研討》第二十七輯，胡曉明主編，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9版。亦見拙著《世說學引論》，上海古籍出書社，2012年，第339-340頁。
[②] 《世說新語·文學》87：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本文所引《世說新語》原文據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修訂本，上海古籍出書社1993年版包養甜心，頁碼不詳注。
[③] 鐘仕倫：《詩學文獻述略》，《杜甫研討學刊》2016年第1期。
[④] 劉強會評輯校：《世說新語會評》，南京：鳳凰出書社，2007年，第138頁。按：“遝拖”二字，原誤作“沓施”，今據周興陸輯注《世說新語匯校匯注匯評》（鳳凰出書社2017年，第410頁）改。
[⑤] 劉強會評輯校：《江蘇文庫精華編·世說新語》，上冊，南京：鳳凰出書社，2020年，第177頁。
[⑥]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修訂版），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93年，第235頁。
[⑦] （北齊）顏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295頁。
[⑧]（清）王士禛《帶經堂詩話》，戴鴻森校點，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1963年，第19頁。
[⑨] 參周興陸輯著：《世說新語匯校匯注匯評》，南京：鳳凰出書社，2017年，第411-412頁。
[⑩] 如《世說新語·文學》79：“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年夜為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于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為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難免儉狹。’”《巧藝》7：“謝太傅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來所無。’”又，《任誕》42：“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何如！’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密意。’”
[11] 張撝之：《世說新語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96年，第189頁。
[12] 寧稼雨：《世說新語譯注》，合肥：安徽文藝出書社，2021年，第161頁。
[13] 蔣凡等：《全評新注世說新語》，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2009年，第267頁。
[14] 張萬起編：《世說新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sd包養年，第418包養dcard頁。
[15] （明）袁褧：《世說新語序》。
[16] 張萬起編：《世說新語詞典》，第419頁。
[17] 有的譯注本“雅人”直接照錄，不作今譯。如曲建文、陳樺將此句譯為：“認為這句極有雅人的深意韻味。”見氏著《世說新語譯注》，北京燕山出書社，1996年，第155頁。
[18]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陸德明音義，孔祥軍點校：《毛詩傳箋》，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1-2頁。
[19] 錢氏說：“‘風’字可雙關風謠與風教兩義……是故言其感化，‘風’者，風諫也，風教也。言其根源，‘風’者，土風也，風謠也。……言其體制，‘風’者，風詠也，風誦也，系乎喉舌唇吻，今語所謂口頭歌頌文學也……‘風’之一字而于《詩》之淵源體用包舉囊括，又并行分訓之同時合訓矣。”見《管錐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58-59頁。
[20] （宋）朱熹：《詩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2頁。
[21] （宋）鄭樵著，王樹平易近點校：《通志二十略》，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1980頁。
包養心得
[22] （明）許學夷著，杜維沫校點：《詩源辯體》，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1987年，第17頁。
[23] （清）阮元校刻：《孟子注疏》，《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5792頁。
[24] （明）許學夷著，杜維沫校點：《詩源辯體》，第1-2頁。
[25] （明）許學夷著，杜維沫校點：《詩源辯體》，第2頁、第4頁。
[26] （清）劉熙載：《藝概》，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78年，第49頁。
[27] （清）劉熙載：《藝概》，第51頁。
[28] （清）劉熙載《藝概》，第81頁。
[29] 徐世昌輯：《晚晴簃詩匯》第2冊，北京：中國書店，1988年，第746頁。
[30] 王國維：《人間詞話》，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61頁。
[31] （明）許學夷著，杜維沫校點：《詩源辯體》，第25頁。
[32] 徐國榮：《風雅之致的審美追尋——評劉紹瑾》，《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6期。
[3甜心寶貝包養網3] 徐國榮，郭亞超：《論“風人之致”》，《學術研討》2022年第6期。
[34]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516頁。
[35] 楊勇：《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216頁。
[36]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收拾：《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157頁、第494頁。
[37] 這與古人的懂得年夜相徑庭。郭沫若《簡單地談談詩經》就認為：“《風》的價值高于《雅》，《雅》高于《頌》，《變雅》高于《正雅》。”轉引自洪湛侯《詩經學史》下冊，第651頁。
[38]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陸德明音義，孔祥軍點校：《毛詩傳箋》，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510頁。
[39] （宋）朱熹：《詩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2頁。
[40] （明）許學夷著，杜維沫校點：《詩源辯體》，第23-24頁。
[41] （清）方玉潤：《詩經原始》，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27頁。
[42] （清）劉熙載：《藝概》，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78年，第49頁。
[43] （清）焦循：《雕菰樓集》卷十二《國史儒林文苑傳議》。
[44] 《世說新語·文學》85注引檀道鸞《續晉陽秋》。
[45] （清）劉熙載《藝概》，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78年，第81頁。
[46]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陸德明音義，孔祥軍點校：《毛詩傳箋》，第217頁。
[47] 張啟成：《詩經研討史論稿》，貴陽：貴州國民出書社，2003年，第119頁。
[48] 劉運好：《魏晉經學與詩學》，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220頁。
[49] 張啟成：《詩經研討史論稿》，第120頁。
[50] 蔣凡等：《全評新注世說新語》，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2009年，第267頁。
[51] （漢）毛亨傳，sd包養鄭玄箋，（唐）陸德明音義，孔祥軍點校：《毛詩傳箋》，第412頁。
[52] （宋）朱熹：《詩集傳》，第273頁。
[53] （清）方玉潤：《詩經原始包養網推薦》，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536-537頁。
[54] （清）王夫之著，王孝魚點校：《詩廣傳》，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75-76頁。
[55] （清）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一《詩譯》，《船山全書》，第15冊，長沙：岳麓書社，2011年，第809頁。
[56] （清）王夫之著，王孝魚點校：《詩廣傳》，第136頁。
[57] （清）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二《夕堂長日緒論內編》，《船山全書》，第15冊，第839頁。
[58] （清）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一《詩譯》，《船山全書》，第15冊，第808頁。
[59] （清）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二《夕堂長日緒論內編》，《船山全書》，第15冊，第829頁。
[60] 其評徐渭《嚴師長教師祠》曰：“詩以道性格，道性之情也。性中盡有天德、霸道、事功、節義、禮樂、文章，卻分撥與《易》《禮》《書》《年齡》往，彼不克不及代詩而言性之情，詩亦不克不及代彼也。”王夫之：《明詩評選》，《船山全書》第14冊，第1041頁。
[61] 徐國榮：《風雅之致的審美追尋——評劉紹瑾》，《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6期。
[62] （清）王闿運：《湘綺樓日記》，長沙：岳麓書社，2011年，第1782頁。
[63] （清）沈曾植著，錢仲聯編校：《海日樓文集》，廣州：廣東教導出書社，2019年，第66頁。
[64] （清）沈曾植著，錢仲聯編校：《海日樓文集》，第67頁。
[65] （清）葉燮：《原詩·外篇上》。蔣寅《原詩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23年，第301頁。
[66] （清）劉熙載：《藝概·詩概》，第82頁。
[67] （清）魏源《序》，見陳沆：《詩比興箋》，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81年，第1頁。
[68] 龔斌：《世說新語校釋》，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1年，第467頁。
[69] 據我統計，謝何在《世說》註釋及劉注中共出現125次，遙遙領先于一切魏晉名流。在《雅量》門中，其故事多達7條，占該門總條目標六分之一。見拙著《世說新語通識》，北京：中華書局，2023年，第200頁。
[70] 余如《晉書·謝安傳》論曰：“建元之后，時政多虞，大奸陸梁，權臣橫恣。其有兼將相于中外，系生死于社稷，負扆資之以端拱，鑿井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簡侯任總中臺，效彰分閫；正議云唱，喪禮墮而復弘；遺音既補，雅樂缺而還備。正人哉，斯人也！”又，《南史》本傳論曰：“然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傳，景恒、景仁以德素傳美；景懋、景先以節義流譽。方明行己之度，玄暉藻繢之奇，各擅一時，可謂德門者矣。靈運才名，江左獨振，而猖狂不已，自致覆亡。人各有能，茲言乃信，惜乎！”皆可為旁證。此二則資料，承蒙評審專家賜教，銘感在心，特此致謝。
[71] （清）王夫之：《讀通鑒論》，中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85頁。
[72] 劉強：《世說新語新評》，桂林：廣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22年，第108頁。
[73] （明）許學夷著，杜維沫校點：《詩源辯體》，第6頁。
[74] 劉強：《世說新語新評》，第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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