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書寫中的“史料”與“史義”：從孔子作《年齡》談起
作者：郭曉東（復旦年夜學哲學學院傳授，同濟年夜學經學研討院敦和經學講席傳授）
來源：《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5期
摘要：近代以來，歷史學家常常認為史家的任務是據事直書，如實客觀地還原歷史之真實，從而頗將史料學同等于歷史學。但這并不合適中國傳統史學的精力。中國傳統史學深受孔子作《年齡》的影響，一方面重視史實的陳述，但更重視史實所蘊含的義理內涵與思惟意義。從漢代的司馬遷、班固，到近代的蒙文通，莫不是這般。對于歷史書寫而言，“史料”與“史義”的結合，才是中國傳統史學的精義地點，此中“史料”是載體，而“史義”則是靈魂。沒有“史料”包養意思，史學之精力當然無所依靠；但沒有“史義”，則“史料”也當掉往其應有的性命。
關鍵詞：史料史義《年齡》
近代以來，受蘭克學派的影響，歷史學家常常認為史家的任務是據事直書，中庸之道，如實客觀地還原歷史之真實。深受蘭克影響的傅斯年徑直將史料學同等于歷史學，他在《歷史語言研討所任務之旨趣》中宣稱：“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幾多少帶點古世、晚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腕，作文章家的本領。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應用天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東西，收拾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范域，自地質學乃至面前目今新聞紙，而史學外的達爾文論恰是歷史方式之年夜成。”也恰是這般，傅斯年斷言：“近代史學，史料編輯之學也。”[1]但是，這不僅如劉家和師長教師所批評的是一種“無邪的設法”，[2]更主要的是，這樣一種作為史料編輯學的近代史學，也就天然而然地偏離了中國傳統史學本有的精力。當然，傅斯年也承認，包養網推薦貳心目中的“近代的歷史學”與傳統的“著史”分歧，傳統的“著史”，“每取倫理家的手腕，作文章家的本領”。這樣，傅斯年紀實上是自覺地將“近代的歷史學”與傳統史學切割了開來。就中國傳統史學的研討途徑而言，正如劉家和師長教師所指出的，在于文獻考證與義理辨析兩個方面，“文獻的收拾與考證是離不開思惟的指導的”。[3]是以，歷史編纂學只能是傳統史學的一個方面的內容，更主要的是要關注歷史編纂背后所蘊含的義理內涵與思惟意義。事實上，從孔子作《年齡》開始，到司馬遷著《史記》，無不試圖通過史實的描寫來表達他們的思惟，是以清代章學誠就直包養金額接標榜“史所貴者義也”，[4]而平易近國時期蒙文通師長教師則宣稱“治史而究乎義理之源”，[5]所著《中國史學史》，側重以思惟為中間討論史學的發展演變。從這一線索出發，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傳統史家之著史，并不僅僅在對歷史事實進行客觀的描寫，而是在描寫歷史事實的基礎上彰顯其背后能夠有的思惟意義。
(一)
盡管中國有著長久的史官傳統，自古以來號稱“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漢書·藝文志》)，但中國史學之確立，誠如錢穆師長教師所說的，應從孔子作《年齡》算起。在錢穆看來，在孔子之前雖有史官記言記事，但“史官分布，乃是周代一軌制，而孔子作《年齡》，則是私人一著作。由政治轉向了學術，遂開此下中國之史學”。[6]是以，“《年齡》乃是中國正式的第一部歷史書”。[6]白壽彝師長教師也指出：“年齡末年，孔子開私家講學與私家撰史之風，衝破了宗周以來學在官府的藩籬，他所修的《年齡》，是現在所了解的第一部私家撰寫的歷史著作，也是現存的中國史學上最早的編年體史書。”[7]至于傳統中國，主流的觀點一向認為，孔子作《年齡》，既是立經，又是著史，從而有章學誠所謂的“史之年夜原，本乎《年齡》”的說法。[8]是以，從孔子作《年齡》進手包養管道，我們可以考核中國傳統史學的特質地點。
《年齡》本為魯國舊史，依照傳統的說法，孔子暮年對魯國國史《年齡》進行了修訂與改編，遂有了儒家的傳包養網ppt世文獻《年齡》。最早記載孔子作《年齡》的是孟子。《孟子·滕文公下》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年齡》。《年齡》，皇帝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年齡》乎!罪我者其惟《年齡》乎!’”《孟子·離婁下》則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年齡》作。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年齡》，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根據這兩段文獻，我們可以了解，孔子所作的《年齡》，雖然在史實上依然本之于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年齡》等列國之舊史，所記之事依然不過乎齊桓、晉文，但包養甜心孔子為這些所記之事賦予了其獨特的“義”，所以說“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說“知我者其惟《年齡》乎!罪我者其惟《年齡》”，此中“知我”“罪我”之說，非有包養網車馬費甚深之年夜“義”不克不及明了。也就是說，孔子作《年齡》的目標，是要表達本身的政治與哲學思惟。反過來，假如孔子的《年齡》只是記載一代之史實，而不寓特定之思惟于此中，那么與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年齡》就沒有什么實質性之差別，則王安石“斷爛朝報”之說庶幾當之，[9]而錢玄同所謂《年齡》“乃是一種極老練的歷史”，[10]也不算太過刻薄的評論。
可是，自古以來，學者們無不包養俱樂部認為孔子作《年齡》依靠了甚深之年夜“義”。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表揚孔子作《年齡》時說的：“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長短，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生死國，繼絕世，補敝起廢，霸道之年夜者也。”[11]又稱“《年齡》文成數萬，其指數千”。[11]東漢王充在《論衡·超奇》中說：“孔子得史記以作《年齡》，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12]宋代程頤在《年齡傳序》中說：“《年齡》年夜義數十，其義雖年夜，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長短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范也。”[13]清代萬斯年夜《學年齡隨筆》曰：“《年齡》之文則史也，其義則孔子取之。諸史無義而《年齡》有義也。”[14]清代今文經學家皮錫瑞則說：“《年齡》，魯史舊名，止有其事其文而無其義。……自孔子加筆削褒貶，為后王立法，而包養價格后《年齡》不僅為記事之書。”[15]以上如此諸說，都可以看出，不論是史學家還是哲學家，都配合認為孔子作《年齡》，它體現的是霸道之年夜者，有著甚深之湛思，它與過往諸史最年夜的區別即是寓其“義”于所記“事”之包養網評價中。是以錢穆師長教師據傳統之說論孔子之《年齡》曰包養平台：“在此歷史之內，更寓有一番特別精力之存在。”[16]
(二)
受孔子《年齡》的影響，后世之良史著史，亦多有所包養軟體托意。傳統史家中最具典范意義的司馬遷與班固莫不這般。如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躲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后世圣人正人。”[17]在《報任安書》中則說：“網羅全國放掉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包養價格ptt，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18]則史公之志，在于整齊百家雜語，稽其成敗興壞之理，而最終成一家之言。梁啟超在《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中說：司馬遷“著書最年夜目標乃在發表司馬氏一家之言，與荀況著《荀子》，董生著《年齡繁露》性質正同，不過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情勢發表耳，故僅晚世史的觀念讀《史記》，非能知《史記》者也”。[19]雖然這般，班固對司馬遷仍有所批評，稱其“長短頗繆于圣人”，又說“論年夜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18]值得留意的是，班固對司馬遷的批評，重要是圍繞司馬遷思惟旨趣而發，則其對司馬遷之關注，仍在于其著作背后的思惟傾向。至于班固作《漢書》，于《敘傳》中則說：“準六合，統陰陽，闡元極，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函雅故，通古今，註釋字，惟學林。”[18]可見，對班固來講，其著《漢書》，是要“統陰陽”、“窮人理”、“綴道綱”、“總百氏”、“通古今”，可見其著史同樣是要在歷史敘述中闡述出一套思惟來。
即便是述歷代軌制變遷之政書體著作，也試圖寄微意于此中，如杜佑著《通典》，設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法、州郡、邊防九門，其于開篇便說：“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稱聚人曰財。《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謂矣。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前賢王致治之慷慨也。故職官設然后興禮樂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敵焉。是以食貨為之首，選舉次之，職官又次之，禮又次之，樂又次之，刑又次之(自注：年夜刑用甲兵，其次五刑)，州郡又次之，邊防末之。或覽之者庶知篇第之旨見。”[20]在杜佑看來，《通典》九門，是幻想政治之最為關切者；九門之先后順序，更是幻想政治所關切之輕重地點。乾隆在《御制重刻通典序》中指出：“觀其分門起例，由食貨以迄邊防，先養而后教，先禮而后刑，設官以治平易近，安內以馭外，本末次序遞次，具有條理，亦恢恢乎經國之良模矣。”[20]是故錢穆師長教師指出：“我們只看這九個門類的先后，已可說這是杜佑一番極年夜的政管理論地點。……可以看出杜佑《通典》之體年夜思精。”[16]
同樣受孔子《年齡包養行情》的影響，中國現代最主要的史學理論家之一章學誠則提出，史家的著作的目標，不僅是要記事，更主要的是要在歷史敘述包養意思的過程中闡發史實背后的“義”。他指出，“史之年夜原，本乎《年齡》。《年齡》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全國，推明年夜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成得而拘，類例之所不成得而泥。包養網比較而后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于同心專心。”[21]他又說：“載筆之士，有志《年齡》之業，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藉為存義之資也。……作史貴知其意，非同于掌故，僅求事、文之末也。”[22]又說：“包養感情孟子所謂其文則史，孔子以謂義則竊取。明乎史官法式不成易，而義意為圣人所獨裁。然則良史善書，亦必有道矣。”[22]又說：“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22]在章學誠看來，優秀的歷史學家應該取法于《年齡》“其義竊取”之旨，作史不當孳孳于史事與史文之類細枝末節的工作。對章學誠而言，史事與史文不過是表達史意的載體，是以史家作史應當“獨斷于同心專心”，“貴知其意”，“惟義之求”，從而“成一家之言”。這正如金毓黻師長教師所說的：“章氏之所自負者，惟在深通史意，亦即孔子自謂竊取之義也。”[23]正因為這般，章學誠對于前代史家多有批評，如他指出：“唐宋至今，積學之士，不過史纂、史考、史例；能女大生包養俱樂部文之士，不過史選、史評。前人所謂史學，則未之聞矣。”[24]在章氏看來，前代史家的著作，或史纂、史考、史例，或史選、史評，衡之以其義竊取之旨，均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史學。如他批評劉知幾，就稱其“得史法而不知史意”，[24]又稱“劉言史法，吾言史意”。[24]與對劉知幾的批評構成對比的是他對鄭樵的評價。章學誠一方面說鄭樵的《通志》“事實無殊舊錄”，[22]但從另一方面來講，章學誠稱其“諸子之意，寓于史裁，終為不朽之業矣”，[22]又稱“《通志》精要，在乎義例。蓋一家之包養app言，諸子之學識而寓于諸史之規矩，原不包養一個月以考據見長也”。[22]鄭樵的《通志》紀傳部門重要抄自前代野史而稍加連綴，在史實的考證方面并沒有做出什么貢獻，但章學誠認為，鄭樵將“諸子之意”寓于歷史敘述之中，從而終成“一家之言”。也恰是鄭樵能成“一家之言”，故其《通志》被認為是“不朽之業”。
(三)
平易近國以來，隨著“新史學”運動的興起，中國現代史學這一“重義”的傳統日漸式微，其間能夠堅守不掉的，則有蒙文通師長教師。在蒙師長教師看來，為史者當“揆諸《年齡》所以為《年齡》之義”[25]，是以其著《中國史學史》，便極重視傳統史著中的義理顏色與思惟變遷。
1946年，蒙師長教師撰《跋華陽張君〈葉水心研討〉》，曾自述其學曰：“雙江劉鑒泉言學宗章實齋，高深宏卓，六通四辟，晚世談兩宋史學者未有能過之者也。余與鑒泉游且十年，頗接其議論。及寓解梁，始究心于《右書》、《史學述林》諸篇，悉其宏卓，益深景慕。……后寓北平，始逐一發南渡諸家書讀之，尋其旨趣，跡其途轍，余之研史，至是始稍知歸宿，亦所以與人異趣。深恨往時為說言無統宗，雖曰習史，而實難免清人考訂獺祭之余習，以言搜討史料或可，以言史學則相間猶云泥也。于是始撰《中國史學史》，取舍之際，年夜與世殊，以史料、史學二者誠不成混并于一途也。”[26]蒙師長教師于此自稱其所著的《中國史學史》的特點是“取舍之際，年夜與世殊”，其關鍵則在于以為“史料”“史學”兩者不成混而為一。在他看來，清代的考訂之學，可以稱之為“史料”的搜集，卻不克不及認為就是“史學”。對于sd包養蒙師長教師而言，“史學”必須有思惟，是以他說：“史料是實，思維是虛。有實無虛，即是逝世蛇。”[27]蒙文通的令郎蒙默在《中國史學史》的序文中則說：“是先正人之言史也，顯以史學與史料判然有別。……與并世之以乾嘉考據羼雜西洋考據而年夜倡‘歷史學只是史料學’者固年夜不侔也。”[28]
從《跋華陽張君〈葉水心研討〉》也可以看出，蒙師長教師這一觀點本之于劉咸炘。劉咸炘著有《史學述林》，開篇《史體論》便提出“真史學”“真史書”之說，其稱真史學“不止考證事實、品評人物。一切治史之功力，不克不及為真史學”;又稱真史書“不止編纂資料、記載事實，一切記事書不克不及皆為真史書”。[29]在劉咸炘看來，雖然凡記事之書從廣義上講都可以稱之為史，但“若真史書，必有尋常記事書所無之素質”。又說“記注、撰述皆史職，而真史書惟撰述足以當之”。[29]“記注”“撰述”之說本之于章學誠，章學誠把史著分為“記注”與“撰述”兩年夜類，“記注”備記舊事，“撰述”著眼未來，“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22]劉咸炘則進一個步驟發揮章氏之義，包養管道認為“記注”只是史料的保留與編纂，尚缺乏稱為“真史書”，唯有“撰述”具備“尋常記事書所無之素質”，亦即認為“撰述”多闡發史料背后的思惟與意義，從而能成一家之言，是以稱“真史書惟撰述足以當之”。從某種意義上講，蒙文通師長教師“史料”與“史學”分途，也恰是章、劉“記注”與“撰述”之分野地點。
恰是樹立在區別“史料”與“史學”的基礎之上，蒙師長教師才認為，“中國史學惟年齡、六朝、兩宋為盛”。在他看來，“每種學術代有起落，而史學又恒由哲學以策動，亦以哲學而變異。哲學衰而史學亦衰”，[30]而晚周、六朝與兩宋這三個時期的最年夜特點恰好是“思惟廓落”“哲學發達”，從而出現了大批堪稱“撰述”的史學作品，[31]好比他指出：北宋時期“一排唐人博綜之學，研精義理，超絕古今。……逮于南宋，勝義紛陳，此史學之又一盛也”。[31]反之，在這三個時期之外，年夜多是“記注”之學：“舍此三時，雖有纂述，才記注耳。記注、撰述，判若淵云，豈可同語?濫竽良史，即班述《漢書》，唐修五包養一個月價錢史，搜羅非不博，比校非不明，然漫無紀要，未睹風裁，謂之整齊故事則可，揆諸《年齡》所以為《年齡》之義，寧無歉然!”[31]
酈家駒師長教師指出：蒙文通的《中國史學史》“是第一部把歷史學的發展，置于中國現代學術思惟發展史這一廣闊領域里進行考核的史學史。從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以來，對于我國現代史學的研討，雖然不斷有論著發表，此中絕年夜多數是就某一史書、某一史家或某一史著體裁進行的研討，名之為史學史的專著，基礎上是史學名著的介紹。蒙師長教師的《中國史學史》，是一項沒有先例的主要創舉”。[32]酈師長教師確實指出了蒙文通的《中國史學史》的特點地點。上世紀20年月，梁啟超發起中國史學史研討，[33]受梁氏影響，中國史學史年夜體以史官、短期包養史著、史家為撰述主體，帶有較重的歷史編纂學或史部目錄學的顏色，[34]就此而言，蒙文通的《中國史學史》在中國史學史的書寫中是獨樹一幟的。事實上，蒙文通之學，本由經進史，[35]故其治史學，實免不了有經學的關懷，故其論史，強調要“揆諸《年齡》所以為《年齡》之義”，此即遠承孔子作《年齡》的“重義”傳統。對于這一點，金毓黻看得最為明白，他說：“蒙君治史蓋由經學進，其治經學，更以《公》《谷》為本柢，故所重者為研史之義理。”[36]
(四)
當然，從另一方面來講，歷史書寫畢竟分歧于思惟的論述，史學史也并不克不及簡單地視同于思惟史。金毓黻評蒙文通“治史蓋由經學進”，其實是有微辭的。金毓黻指出：“愚謂能自撰一史者，乃得謂之通史學，否則高語撰合，鄙視記注，則成家之作必少。”[36]言下之意，認為蒙文通高語撰注，而鄙視記注之學，是為其所不取。我們完整可以承認，假如沒有“史料”為基礎，則“史學”必不克不及成其為史學。
我們再回到孔子作《年齡》的傳統。董仲舒在《年齡繁露·俞序》中引述孔子作《年齡》所說的話：“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37]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也有類似的說法：“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38]也就是說，孔子之所以作《年齡》，是認為空言義理，不如結合歷史之事實更可以讓人知曉善惡與長短之得掉。是以，《年齡》之為《年齡》，當然有“其義則丘竊取”這一“重義”的傳統，但同時也不是離事而空談義理。孟子謂“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也”，只要事、文、義三者兼備，才堪稱之為“史”。雖然在傳統史學看來，三者之中“義”更具有靈魂的位置，但“事”畢竟是彰顯“義”的載體。是以，后世優秀的史家從來不忽視“史料”的價值。以“成一家之言”為旨趣的司馬遷，其包養妹所作《史記》，被班固贊為“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39]從中可見司馬遷對史料核實的重視。以重視“史義”著稱的章學誠則說：“不知義理虛懸而無薄，則義理亦無當于道矣。”[40]又曰：“道混沌而難分，故須義理以析之；道模糊而難憑，故須名數以質之；包養女人道隱晦而難宣，故須文辭以達之，三者不成有偏廢也。義理必須摸索，名數必須考訂，文辭必須閑習，皆學也，皆求道之資，而非可執一端謂盡道也。”[41]可見，對章學誠而言，同樣也認為史事、史文與史義三者必須兼備。劉咸炘則稱：“記注明而撰述之所以為撰述者可明矣”[42]，蒙文通師長教師也指出，“史料是構成歷史的基石”，[43]又說“不諳考據而治史”是一年夜“缺點”，[44]則劉咸炘與蒙文通也不純然是鄙棄其所謂“考訂獺祭”之“史料”之學。由此可以看出，幾乎一切重視“史義”的史學家，對于“史料”的價值，也都是充足地予以確定。
總之，對于歷史書寫而言，“史料”與“史義”的結合，才是中國傳統史學的精義地點，此中“史料”是載體，而“史義”則是靈魂。沒有“史料”，史學之精力無所依靠；但沒有“史義”，則“史料”也當掉往其應有的性命，其或如章學誠所說，“史學不亡而亡矣”。[40]而如傅斯年所謂歷史學乃“史料”學，其說顯然偏離了中國傳統史學的這一精力。恰是在這一意義上講，史學史的研討誠當如汪榮祖師長教師所強調的，“我們要從頭回顧中國史學的傳統”，“重視研討歷史學家若何思慮問題，他的宇宙觀，對當時社會的觀感”，從而從文獻資料中“提煉史學思惟、史學思維”。[45]
注釋
[1]傅斯年：《歷史語言研討所任務之旨趣》，《傅斯年選集》，臺北：聯經出書公司，1980年，第1301頁。
[2]劉家和師長教師指出：“不論劉知幾還是近代客觀主義的科學史學派的學者，都有一種近于無邪的設法，即只需把史料找齊核實并消除主觀的干擾，史學之真便可達到百分之百，亦即未幾不少恰是科學的態度。”見劉家和：《史學、經學與思惟》，北京：北京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5年，第15頁。
[3]劉家和：《史學、經學與思惟》，第79頁。
[4]葉瑛：《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19頁。
[5]蒙文通：《中國史學史》，上海：上海國民包養行情出書社，2006年，第86頁。
[6]錢穆：《中國史學名著》，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第17、14頁。
[7]白壽彝：《中國史學史教本》，北京：北京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0年，第16頁。
[8]葉瑛：《文史通義校注》，第470頁。
[9]皮錫瑞指出：“宋王安石且疑《年齡》為斷爛朝報，皆由不知《年齡》是借事明義。必借以明義者則書之，不用借以明義者則削之。”見《師伏堂年齡講義》卷上，支出《皮錫瑞選集》第八冊，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165頁。
[10]錢玄同：《論獲麟后續經及年齡例書》，《古史辨》第一冊，上海：上海國民出書社，1982年，第280頁。
[11]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3297、3297頁。
[12]黃暉：《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606頁。
[13]程顥、程頤：《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583頁。
[14]萬斯年夜：《學年齡隨筆》卷一，支出《經學五書》，臺北：廣文書局，1977年，第31頁。
[15]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9～20包養條件頁。
[16]錢穆：《中國史學名著》，第17、148頁。
[17]司馬遷：《史記》，第3319～3320頁。
[18]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5、2738、4271頁。
[19]梁啟超：《梁啟超國學講錄二種》，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1997年，第21頁。
[20]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5513頁。
[21]葉瑛：《文史通義校注》，第470頁。
[22]葉瑛：《文史通義校注》，第171～172、679、219、376、376、373、49頁。
[23]金毓黻：《中國史學史》，石家莊：河北教導出書社，2000年，第334頁。
[24]倉修良：《文史通義新編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書社，2005年，第767、887、817頁。
[25]蒙文通：《中國史學史》，第7頁。
[26]蒙文通：《跋華陽張君〈葉水心研討〉》，支出蒙文通：《中國史學史》，第161頁。
[27]蒙默編：《蒙文通學記》，北京：三聯書店，1993年，第16頁。
[28]蒙默：《序》，支出蒙文通：《中國史學史》，第2頁。
[29]劉咸炘：《史體論》，支出《推十書》，成都：成都古籍書店影印，1996年，第1410、1410頁。
[30]蒙文通：《致柳翼謀(詒徵)師長教師書》，支出蒙文通：《中國史學史》，第128頁。
[31]蒙文通：《中國史學史》，第7、7、8頁。
[32]酈家駒：《深切懷念蒙文通師長教師》，支出蒙默編：《蒙文通學記》，第107頁。
[33]梁啟超指出：“中國史學史，起碼應對于下列各部門特別留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學的成立及發展，四、比來史學的趨勢。”見梁啟超：《中國歷史研討法補編》，支出《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九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53頁。
[34]20世紀40年月，分別有魏應麒的《中國史學史》(1941)、王玉璋《中國史學史概論》(1942)和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1944)出書，這三部著作基礎上是受梁啟超的啟發與影響而作的，如金毓黻在《中國史學史》的導言中就宣稱，“謹依劉、章之義例，緯以梁氏之條目，粗加詮次，以為誦說之資。”見金毓黻：《中國史學史》，第4頁。白壽彝師長教師指出，“從全書的結構上看，金毓黻就是在梁啟超的藍圖上填寫了史書的目錄，有時對這些書作了簡單介紹和評論。這部書帶有濃厚的史部目錄學的氣味”。見包養網比較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上海：上海國民出書社，1986年，第166頁。瞿林東師長教師也認為，“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一書在整體內容的設定上受梁啟超的啟發”。見瞿林東：《史學怎樣尋找本身——重讀金毓黻著〈中國史學史〉》，《社會科學戰線》1998年第3期。
[35]蒙師長教師暮年曾自敘曰：“我從前本搞經學，后來教史學，十年后才稍了解什么是史學，應若何治史。”見蒙默編：《蒙文通學記》，第38頁。
[36]金毓黻：《靜晤室日記》，沈陽：遼沈書社，1993年，第4591、4591頁。
[37]蘇輿：《年齡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156頁。
[38]司馬遷：《史記》，第3297頁。
[39]班固：《漢書》，第2738頁。
[40]葉瑛：《文史通義校注》，第154、30頁。
[41]章學誠：《與朱少白論文》，《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書社，1985年，第335頁。
[42]劉咸炘：《記注論》，支出《推十書》，第1439頁。
[43]蒙文通：《從〈采石瓜州斃亮記〉看宋代別史中的新聞報導》，支出蒙文通：包養犯法嗎《中國史學史》，第171頁。
[44]蒙默編：《蒙文通學記》，第191頁。
[45]汪榮祖、朱政惠：包養網推薦《朱政惠對話汪榮祖——american的中國研討：歷史與現狀》，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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