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易學的決裂及其近代轉型
作者：胡飛林
來源：《周易研討》2025年第2期甜心寶貝包養網
摘要：晚清易學歷經漢宋對峙與融會、今古文之爭及西學融進等學術思潮的沖擊與碰撞，呈現出繁復多變的學術面孔。簡言之，漢宋易學由對峙走向合流，終因缺少方式與理論的建構而慢慢式微，同時，今文經學家不守成法的經學觀念，重塑著晚清易學的詮釋路徑。古文經學家章太炎、劉師培承續“六經皆史”論，從經史同源的角度平易學于史學，易學的史學化轉向從最基礎上動搖了傳統易學的基礎。張之銳《易象闡微》一書綜合運用近代科學知識治《易》，在象、理方面衝破了舊有的研討框架和知識體系，成為科學易的先鋒之作。今文經學家的疑古精力與古文經學家的史學思緒成為古史辨易學及唯物史觀易學興起的關鍵性原因，而晚清學者以會通中西的方式闡釋《周易》，預示著傳統易學的近短期包養代轉軌。晚清易學的復雜面相和多重路徑對平易近國以來的易學發展及現代轉型產生了深遠影響。
關鍵詞：晚清易學漢宋今文古文西學近代
作者簡介:胡飛林（1990-），安徽渦陽人，歷史學博士，同濟年夜學人文學院博士后，重要研討標的目的：易學文明。
近年來，關于晚清易學的研討獲得了主要進展，代表性結果重要有黃忠天的《晚清四川學者之易學研討》、包養網VIP郭曉娟的《丁晏易學思惟初探》、谷繼明的《黃式三與晚清易學》、項世勛的《黃式三、黃以周父子〈易〉學研討》、毛朝暉的《黃以周的易學尋求——兼論黃氏“漢宋兼采”的原則》、潘斌的《皮錫瑞之易學觀》、張緒峰的《康有為易學思惟研討》、王志紅的《廖平易學思惟研討》、林忠軍的《論晚清易學之轉向》、尹辰霆的《晚清易學思惟研討》等。林忠軍、張沛等所著《清代易學史》第四編，選取了丁晏、俞樾、紀磊、章太炎、杭辛齋五位代表人物，從象數的角度勾畫了晚清易學的式微及轉型過程，是第一部將晚清易學作為清代易學主要組成部門來討論的著作。以上研討結果為本文供給了主要的條件和基礎，但綜合來看，學界對于晚清易學的關注和探討依然比較單薄，並且研討的焦點集中于部門易學人物，對晚清易學的演變脈絡、時代內涵、史學進路及近代轉型等議題論及未幾。晚清易學處于漢易與宋易、古文與今文、中學與西學彼此對立而又彼此取鑒的交錯往復之中，既受制于傳統易學的理論體系，又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呈現出復雜多變的學術面孔，可以視為傳統易學向近代易學過渡的轉型階段。本文擬從漢宋、今古、中西等多重視角對晚清易學的決裂與轉型作一整體述評。
一、漢宋易學的對峙與融會
宋易作為清代官方學術一向賡續不輟，乾嘉之際，漢易經惠、張諸人的爬梳與重建進進周全復興階段，漢宋易學呈現雙峰對峙的態勢。漢宋易學的對立使得象學、義理、訓詁三者之間的裂縫慢慢擴年夜，具體而言，以漢學為中間的治學方式塑造了一套專門的研經之學，最年夜限制地恢復了湮沒已久的漢代象數易學。漢學家過度尋求經文本義而疏于義理，因此遭到了尊漢者及崇宋者的內外夾擊，段玉裁云：“本日之弊，在不尚操行政事，而尚剿說漢學，亦與河患雷同。然則理學不成不講也。”[1]方東樹批駁道：“漢學諸人，言言有據，字字有考，只向紙上與前人爭訓詁形聲，傳注駁雜，援據群籍證佐，數包養網心得百千條。反之身己心行，推之平易近人家國，了無益處，徒使人狂惑淪陷，不得所用。然則雖實事求是，而乃虛之至者也！”[2]同時，隨著訓詁考據之學的專精化發展，漢易以象數融通經傳文辭的治《易》理路出現分化趨勢，尤以高郵王氏父子的解經范式為代表。王氏父子以文字音韻訓釋《周易》經文，以致否認爻辰、卦變、旁通、納甲等諸多易例的立包養心得論依據，嚴重弱化了經辭與卦象之間的聯屬關系，把經辭、卦象、義理之間的關系引向更為深刻的決裂。
漢宋之學互訐不休、往復論辯，使各自的優缺點愈發開闊爽朗，兼采漢宋、酌平象理遂逐漸成為晚清學界之共識。閻汝弼《周易爻征廣義》自敘云：“訓詁則遵漢學，以其往古未遠，具有師承也。講義則遵宋學，以其切理饜心，皆從閱歷中來也……蓋不欲存門戶之見也。”[3]丁壽昌認為：“《易》本象數，象數不成知，以義理知之，數奇而理正也。義理不成見，于包養女人訓故見之，義微而故顯也。離訓故而言理，其掉也虛，離義理而言數，其掉也誕。”[4]受漢宋調和論的影響，學界出現了較多兼采漢宋、綜羅百家的易學作品，如陳鼐的《槎溪學易》、仇景崙的《靜修齋易經解》、胡先矩的《易學提綱》、紀磊的《周易新聞》、丁晏的《易經象類》《周易解故》《周易述傳》、丁壽昌的《讀易會通包養一個月》、陳世镕的《讀易雜說》、閻汝弼的《周易爻征廣義》、蕭光遠的《周易屬辭》、范包養app泰衡的《讀周易記》、黃寅階的《玩易四道》、彭申甫的《周易解注傳義》、章世臣的《傳家易傳義存疑》《周易人事疏證》、佘德楷的《易翼貫解》、丁澤安的《易學三編》、汪宗沂的《周易學統》、沈紹勛的《周易易解》、黃式三的《易釋》、黃以周的《周易詁訓訂上經》《周易注滕本》等。
漢宋易學融會雖然成為學界主潮，但其自己的發展亦存在諸多問題。起首，從治《易》內容來看，學者對經文的注解需求具體的裁斷與取舍時，要么以宋易為本位而兼采漢易，要么以漢易為本位而兼采宋易，抑或采取折衷主義的調和方法，難以找到廣泛適用的糅合漢宋的方式和理論。尤其是折衷主義的調和方法招致了不少批評：“漢、宋諸儒年夜旨，固無分歧，其節目分歧處亦多，學者知其所以合，又當知其所以分。使事事求合，窒礙必多，斯穿鑿附會之說起矣。”[5]黃式三更是提出“實事求是，莫作調人”[6]的治學主張。其次，漢學與宋學之間的往復論辯與會通合流在初期雖然推動了易學的發展，但此時的漢易，除象數、輯佚、校勘、訓詁之精細度超出乾嘉之外，其他方面多是述而不作，整體走向式微。此時的宋易，對天理心性之學避而不談，義理闡釋中滲透著濃厚的實學傾向，多數學者將《周易》視為修身寡過之書，與宋代義理易學的高深度比擬判若云泥。漢宋易學均趨于陵夷下的會通與合流，其發展態勢可想而知。如朱伯崑所論：
就經學傾向說，有標榜宋學的，有推許漢學的，還有調和漢宋兩派的。派別雖然不合多方，但其主旨不出于漢宋兩代易學的窠臼。其對義理和象數的論述，有創見者甚少，尤其是在哲學方面，沒有繼方以智和王夫之之后，再樹立起新的理論體系。漢易的復興表白現代易學發展到宋易階段后，再不克不及創造新的形態了。[7]
最后，漢宋合流不拘門戶的治學風氣，給學界帶來了相對不受拘束的言論空間，但也不成防止地出現了對以許、鄭為代表的漢學及以程、朱為代表的宋學予以雙重否認的傾向。如仇景崙所著《靜修齋易經解》一書“首舉漢宋舊說，不厭其詳，末以己意為斷。其所取宋注，大略以《程傳》《本義》為主，而時病其空疏，駁斥者多，愛崇者少。其所取漢注，大略以荀、虞為多，而時虞其駁雜，是之者半，非之者亦半”[8]。紀磊更是以“惑世誣圣”批駁朱熹經傳分殊的易學觀，紀氏云：“《本義》一書最可疑者莫如‘不成便以孔子之說為文王之說’二句。蓋朱子之意以文王之易專為卜筮，孔子之說兼及義理……何在孔子之說非文王之說包養意思也？自朱子之言出，而人且重疑‘十翼’非盡夫子作，惑世誣圣，莫此為甚，而謂可無言乎！”[9]此類評論紛歧而足，極年夜地消解了漢宋之學在傳統學術中的正統位置，導致晚清易學既不克不及如宋易普通有主峰可依，又不克不及如漢易普通有脈絡可尋，只能在薈萃群言、折衷諸論中艱難推進。
隨著漢宋易學權威的掉落，學界出現了以回歸《易傳》、超出漢宋為旨歸的研《易》潮水。范泰衡撰《讀周易記》六卷，唯就《彖傳》《象傳》觀其會通，一以孔子之傳為歸，最后參sd包養見《程氏易傳》《朱子語類》諸書。佘德楷撰《易翼貫解》七卷，是書按照古本，經文與“十翼”排列，釋經之旨以“十翼”之言為準繩，務期經、傳融會貫通，故名《易翼貫解》。甘仲賢撰《觀象反求錄》，專攻《年夜象傳》。丁壽昌撰《讀易會通》，“其言象也，一本之本經、十翼，參以《洪范》貞悔、《左氏》內外傳之說，而漢儒諸家附會之象不及焉。其言理也，一本之卦德、卦象、卦體、本爻、變爻、比爻、應爻、互爻，而王氏以后空虛之理不及焉。文字準乎古訓，名物證以群經，章句審乎義理，解義衷諸類例”[10]。此時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黃以周所輯《十翼后錄》，黃氏認為經文之義蘊于孔傳，舍傳以解經，勢必橫生枝節、誤進邪路。其《周易故訓訂》序云：“昔者文王作彖，周公演爻，其名小，其類年夜，其旨遠，其辭文，意蘊而不盡，義淵而短期包養難測。《左氏傳》錄術家言，或已分佈而不得其宗，孔圣乃訂之，作十《傳》以翼《經》，謂之‘十翼’。《象傳》明六畫之法象，《彖傳》舉一卦之綱領，爻傳析諸爻之義例，而《系辭》、《說卦》諸傳，《易》之精蘊具于是。夫經之有傳，猶射之有彀也，學者勿背彀而往，必志彀而發之。”[11]
黃氏以回歸《易傳》為主旨的治《易》理路，被毛朝暉稱為“《易傳》本位”：“從易學史的角度審視，黃以周與清代漢易兩派均有明顯的不合……黃以周的易學則主張回歸孔子，因此特別重視《易傳》，其‘以傳釋經’‘以例明傳’的易學方式最終落腳于闡明《易傳》，而非闡明底本只是卜筮之書的《易經》，是以可稱為‘《易傳》本位’。”[12]但是，“《易傳》本位”是基于《易傳》為孔子所作這一條件，當這一條件遭受今文經學的攻擊時，其所樹立的方式論之意義亦隨之崩潰。
二、今古文之爭對傳統易學的沖擊
發軔于西漢初期的今文經學，于乾嘉漢學壯盛之際浮出學壇，至光宣時期由邊緣走向中間，解經范圍亦由《年齡》公羊學廣泛群經。漢易復興以惠、張二人為中間，惠棟復興漢易不分今古，斷以家法，張惠言專宗虞氏易，兼及諸家。這一解《易》思潮隨著經世學風的興起及《年齡》公羊學的浸染而發生折變，即從為經學而經學轉向以經學為治術，代表人物有王闿運、莊忠棫、蕭德驊、康有為、廖平、皮錫瑞等。以上學者雖非以易學名家，但其思惟觀念深入地影響著易學的走向。康有為、廖平、皮錫瑞在今文經學影響下，思惟觀念、治《易》理路頗為接近，均視卦爻辭為孔子所作，否認《易傳》部門篇章出于孔子，掀起易學今古文之爭，對傳統易學形成了不小的沖擊。[13]
成書于1891年的《新學偽經考》，是奠基康有為變法理論體系的一部主要著作，也是直接反應康氏易學觀的書籍。其開篇即將矛頭指向古文經學：“始作偽亂圣制者自劉歆，布行偽經篡孔統者成于鄭玄。閱二千年歲、月、日、時之綿曖，聚百、千、萬、億衿纓之問學，統二十朝王者禮樂軌制之崇嚴，咸奉偽經為圣法，誦讀尊信，奉持實施，違者以非圣無法論，亦無一人敢違者，亦無一人敢疑者。于是奪孔子之經以與周公，而抑孔子為傳；于是掃孔子改制之圣法，而目為斷爛朝報。”[14]清代漢學復興的重要是東漢古文經學，而康氏將古文經視為劉歆偽造之新學：“凡后世所指目為‘漢學’者，皆賈、馬、許、鄭之學，乃‘新學’，非‘漢學’也。”（《康有為選集》第一集，第356頁）費直、鄭玄一脈的古文易學，天然也屬于康氏所考的“偽經”之列。
康氏篤信西漢今文《易》為孔子正傳：“《易》不經焚，為完書，上自商瞿為明日派，下至田何、楊何。太史遷為楊何再傳門生，其為孔子之傳尤確矣。此為孔子《易》學備案。而后有舍田何、楊何而言《易》者，其真偽可引此案決之。”（《康有為選集》第一集，第366頁）因此，其以《史記》所載易學傳承譜系為文獻依據，系統地構建了西漢初期今文易學之發展及流變狀況，提出卦爻辭非文王、周公所作，系辭之人當屬孔子，并一一論證。概言之，康氏認為《史記》和西漢以前的典籍只言文王演六十四卦，并沒有作卦爻辭一說，且爻辭之中出現了文王之后的事，故文王系辭之說不攻自破。而將爻辭作者認作周公，實則源于劉歆：
周公作《爻辭》之說，西漢前無之。《漢書·藝文志》云：人更三圣。韋昭注曰：伏犧、文王、孔子。即《正義》所引《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驗》又曰：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晉紀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系其遺業，三圣相承，配合分歧，稱《易》準天，無復其余也。亦無有及周公者。唯《左傳》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見《易象》與《魯年齡》，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觸及周公，此蓋劉歆竄亂之條，與今學台灣包養家分歧。歆《周官》《爾雅》《月令》無事不托于周公，《易·爻辭》之托于周公，亦類此。唯馬融（自注：陸績同），學出于歆，故以為《爻辭》周公所作。（《康有為選集》第一集，第463頁）
康氏否認周公作爻辭之說之后，進一個步驟推論：“三圣無周公，然則舍孔子誰作之哉！故《易》之卦、爻始畫于犧、文，《易》之辭全出于孔子。”（《康有為選集》第1集，第463頁）接著，康氏又將《說卦》《序卦》《雜卦》三篇移出《易傳》，認為《易傳》無《說卦》《序卦》《雜卦》三篇，亦無“十翼”之名。來由是《史記》相關記載中的“序”字不當解為《序卦》：“《易》無《序》矣，而《孔子世家》之‘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白話》’，此‘序’字在首，不得如《正義》作《序卦》解，當亦順序之辭。”（《康有為選集》第一集，第371頁）而《雜卦》《說卦》為后出之偽書：“至《序卦》《雜卦》，所出尤后，《史記》不著。蓋出劉歆之所偽，故其辭閃爍隱約，于《藝文志》著《序卦》，于《儒林傳》不著，而以‘十篇’二字總括其間。要之，三篇非孔子經文。”（《康有為選集》第一集，第372頁）
晚清學者廖平視《周易》為孔子所繙定，認為“十翼”應稱《易年夜傳》，為后儒傳師說之語。孔子繙定諸經之說源于《莊子》一書，《莊子·天道》云：“孔子西躲書于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躲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躲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包養違法老聃，而老聃不許。于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15]廖氏沒有辨析原義，而是直接將“繙”解為“作”之意：
經教之設，西漢以上皆歸孔子包養價格ptt，無文、周也。昔時文、史皆為字母，《史記》所謂“百家語”“娘家語”，孔子以古文譯經，以言為經，為作非述，此西漢以上定說也。審是，則孔子得殷人乾坤之書繙譯為乾坤，與《詩》《書》《年齡》雷同，孔子作經，賢者因此述傳，圣經賢傳，亦與《詩》《書》《年齡》同也。諸書言孔子讀《易》學《易》，以為孔子即指乾坤言之，可以為指繙雅之經本，亦無不成。[16]
廖氏將《周易》的著作權歸于孔子，進而否認《易傳》出于孔子之手。廖氏據《系辭傳》引“子曰”之語，推論《系辭傳》必非孔子所作：“蓋有‘子曰’者，為引孔子為證；無‘子曰’者，乃先師自傳文。”[17]又，《易傳》對于乾卦六爻的解釋，反復出現五六次，文義基礎雷同，“亢龍有悔”一條，既見于《年夜傳》，經下又重復征引，此中有彼此牴觸者，有自相訓解者，有一條重見者，有空言應付毫無發明者。“此孔子作傳，則一夔已足，何為重復至于五六見？此蓋五六先師所說，記者類紀之耳……惟其為先師所傳，故有幾多重復訓解之分歧，如孔子一人之書，其例何得這般也？”[18]總而言之，廖氏認為《易傳》當為七十子等先秦人所傳而后漢人補錄舊說而成，非一人一時之作。
另一位今文經學家皮錫瑞亦持此說。皮氏將經學之開辟歸諸孔子，認為“必以經為孔子作，始可以言經學；必知孔子作經以教萬世之旨，包養網VIP始可以言經包養平台學”[19]，以卦爻辭為孔子所作，是皮氏尊孔尊經中的主要一環。皮氏認為文王作卦辭及周公作爻辭之說缺少文獻支撐，司馬氏父子作為楊何傳人，其記載亦無文王作卦辭之意：“然以爻辭為文王作，止是鄭學之義，以爻辭為周公作，亦始于鄭眾、賈逵、馬融諸人，乃東漢古文家異說，若西漢今文家說，皆不如是。史遷、揚雄、班固、王充但云文王重卦，未嘗云作卦辭、爻辭。”皮氏在否認文、周作卦爻辭之后，接著將卦爻辭的作者認作孔子：“當以卦爻之辭并屬孔子所作，蓋卦爻分畫于羲、文，而卦爻之辭，皆出于孔子，這般則與‘《易》歷三圣’之文不背，箕子、岐山、東鄰、西鄰之類，自孔子言之，亦無妨。”[20]與康、廖二人的觀點近似，皮氏亦認為《說卦傳》晚出，能夠是京、焦等人攙進《史記》，來由略同。所分歧的是，皮氏認為《彖》《象》《白話》出于孔子之手，孔子自作經文而又自解之：包養價格ptt“圣人作《易》，幽贊神明，廣年夜精微，人不易喻，孔子恐人之不克不及盡喻也，既作卦辭，又自作《彖》以解卦辭；既作爻辭，又自作《象》以解爻辭；乾坤為《易》之門，居各卦之首，又特作《白話》以釋之。所謂言之缺乏，故長言之，所以開愚蒙導后學也。”[21]
今文經學家對于《周易》文本的解讀及對易學問題的見解，存在觀念預設、理論先行的問題，頗不循清初及乾嘉諸儒為學之成法，但在思惟觀念上極年夜地沖擊了傳統易學。受今文經學家易學觀的影響，產生于這一時期的易學作品均有不守成法、試圖衝破傳統的傾向。包養價格ptt如晚清學者楊以迥認為，“十翼”之文非出于一人之手，《系辭》《白話》合背互見，《彖》《象》二傳辭義多隱約之言，《序卦》《雜卦》拼湊成章，無關主旨。潘雨廷評價云：“總觀全書，有術士氣，略有所見，即驕若狂人，動輒非先儒之說，且所疑皆無據，可謂非圣無法。”[22]今文經學家王闿運撰《周易說》十一卷，平易近國學者吳承仕評價云：“至于剖析文字，效荊舒之野言，附會俗說，拾遠西之余唾。《易》家末流雖多怪迂，蓋未有若斯之甚者也。”[23]張其淦著《邵村學易》，黃壽祺評價云：“茲書定名蓋取孔子假年學《易》之義，繹其年夜意，約有兩端：謂《老子》之所謂道，即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道。《老子》之女大生包養俱樂部五千言，于《歸躲》首坤之義蓋有合，頗采《老子》之義以補先儒之所未及……至若同人、年夜有二卦，張氏以年夜同之世釋之，自詡為發後人之未發。”[24]
“非圣無法”的批評不成謂不嚴厲，如若反向觀之，這一解《易》思潮的出現，恰是對正統易學的反水與改革。如梁啟超所論：“凡社會思惟，束縛于一途者既久，驟有人焉沖其藩籬而陷之，其所發明者，不用其遂有當于真諦也，但使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則自能震聳普通之線人，而導以一線光亮，此懷疑派所以與學界反動常相緣也。今文家言，一種之懷疑派也。”[25]受今文經學懷疑精力的浸染，易學詮釋趨于多元化，為西學的廣泛融進供給了契機。
今文經學家的易學觀，天然遭到古文經學家的駁斥。章太炎撰《孔子作〈易〉駁議》一文，詳列皮氏之謬予以反擊。但傳統學術的理論范式、問題意識在西學的觀照與安慰下已發生較年夜轉變。章太炎、劉師培等人并沒有囿于今古文之爭，而是有興趣識地擺脫根深蒂固的經學思維，使易學研討朝著世包養站長界化的標的目的邁進。
從漢至清，經學一向居于學界主導包養故事位置，并被賦予了無上權威：“蓋經者非他，即全國之正義罷了。”[26]經學的正義性嚴重制約了學者的求真求實精力，傳統學術的近代轉型，重要任務便是廢除意識形態化的經學觀念，還經學以本來臉孔。章太炎從經史同源的角度夷經學于史學：“六經無一非史。后人于史以外，別立為經，推尊過甚，更有些近于宗教。實在周末還不這般，此風乃起于漢時。”[27]基于此，《周易》包養網單次亦被納進史學：
“六經皆史也”，這句話詳細考核起來，實在很不錯……只要《易經》一書，看起來像是和史沒關，但實際上卻也是史。太史公說：“《易》本隱以之顯，《年齡》推見以致隱。”引申他底意思，可以說《年齡》是盧列事實，中寓褒貶之意；《易經》卻和近代社會學普通，一方面考核古來的事跡，得著些原則，拿這些原則，可以推測現在和將來。簡單說起來，《年齡》是顯明的史，《易經》是蘊著史的精華的。[28]
依章氏所論，《周易》屬于晚世學術分科中的社會學。而晚清末期的社會學，其焦點觀念是進化思惟，故章氏以社會進化理論解說《周易》：“乾坤代表六合，《序卦》云‘有六合然后有萬物’，是故乾坤之后，繼之以‘屯’；屯者，草昧之時也……自‘屯’至‘否’，社會變遷之情狀，亦已了然。故曰：《周易》者，歷史之結晶也。”[29]章氏以進化觀念對卦序進行邏輯推演，試圖描繪從屯至否的社會演變圖景，認為諸卦之間的漸次發展反應了人類社會由蒙昧走向文明的進化歷程，這種“社會變遷之情狀”實即章氏所云“歷史之結晶”。
劉師培亦在“六經皆史”說的基礎上進一個步驟推衍，將包養行情《周易》視為西周的史書，以此作為考核周代軌制的史料。依劉氏之見，《周易》的史料感化觸及四個方面。一是周代政治多記于《周易》，故可以之為據考周代之軌制。如“封建之制，見于《震》，（《彖》云：‘震驚百里。’鄭注云：‘雷發聲聞于百里，古諸侯之象。’）見于《晉》，（《彖》云：‘晉，康侯用錫馬蕃庶。’）又見于《屯》，（《屯》云：‘利建侯。’）”[30]等。二是現代事跡多存于《周易》，可以補古史之缺遺。如“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其事見于既濟卦；箕子為紂所囚，“利艱貞以晦其明”，其事見于明夷卦。三是現代禮俗多見于《周易》，故可以之為據考宗法社會之情狀。如“周制妾子為君，不得尊其母，此制見于《鼎》卦（‘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周制不娶同姓，雖百世而婚姻欠亨，包養網推薦其制見于《同人》。（‘六二’：‘同人于宗，吝。’）”（《經學教科書》，第225頁）。四是《周易》記載了社會進化之次序及事物發明之次序遞次，故可以之為據考現代社會之變遷。《系辭下》第二章“宓羲氏王全國”以下數節觸及事物發明之先后順序，言及農業、漁業、商旅、文字之來源；《序卦傳》上篇“有六合然后萬物生”一節反應社會進化之次序，可以視為人類由野蠻進于文明的發展歷程。同時，劉氏將《周易》之只言片語與數學、科學、政治學、倫理學、社會學等學科一一對應起來，以彰顯易學所蘊含的科學精力及當代價值。如劉氏論易學與數學之關系時說：
《易經》各卦之爻，非陽多于陰，即陰多于陽。或一陽五陰，或四陽三陰，即《系辭》所謂陽卦多陰，陰卦多陽也。是猶正數、負數兩不相等也。故減一陽則增一陰，增一陰即減一陽，斯為定規。又陰爻可進為陽，陽爻亦可降為陰，是猶正數之變為負數，負數之變為正數也。若夫一卦之中，陰爻、陽爻相等（均三陽三陰之卦），則其象必銷。如《泰》《否》《未濟》《既濟》是。是猶正等于負則銷也。（《經學教科書》，第218頁）
不僅這般，劉氏認為加減乘除法、勾股、開方、徑七之法皆從年夜衍之數衍生而來，進而推論：“此皆數學出于《周易》之證。又《周易》一書，參互錯綜，近于算學之比例。以此知《周易》之義，實與數學相通矣。”（《經學教科書》，第219頁）
經章、劉二人對《周易》學科屬性的初步轉化，《周易》遂成為摸索殷周之際社會風貌的一部史書、一種史料。從學術層面而言，易學領域的漢宋之爭、今古之論，都是在分歧層面上豐富和發展傳統的經學易體系，而易學的史學化轉向從最基礎上動搖了傳統易學的基礎。
三、西學視域下的易學新轉向
光宣時期，學界對于西學的接收，從物質、軌制至思惟觀念，層層推進，慢慢深化，如王國維所云：“唯近七八年前，侯官嚴氏（復）所譯之赫胥黎《天演論》出，一新眾人之線人……嗣是以后，達爾文、斯賓塞之名，騰于眾人之口；物競天擇之語，見于淺顯之文。”[31]以西學知識和觀念解釋易學成為時代潮水。今文經學家援西學以釋《易》，章太炎賦予卦序以社會進化觀念，劉師培將《周易》與諸學科逐一銜接起來，反應了今古文學家對傳統易學的創造性詮釋，而努力于易學與西學之周全會通者，當數晚清學者張之銳。張氏所著《易象闡微》一書，以科學合易道，開科學易之風氣，預示著傳統易學向近代易學的周全轉軌。
據《無求備齋易學集成》，張之銳，字子晉，清末河南臨湍人，曾任河南實業廳廳長，《易象闡微》一書刊于宣統二年（1910），是晚清以西學解《易》的主要作品。張氏自序云：“東、西洋兩文明潮水，與接為構之勢益劇，嗣后兩文明特質化合，必放一異樣之光榮，可斷言也。”[32]懷著這一期許，張氏對《周易》的象、理之學進行了系統轉化。
象數方面，張氏認為《易》可無辭，不成無象，猶如幾何可無文辭，而不成無圖形：“設使往幾何之圖，而但觀其說，雖甚神圣，亦安知所言甲乙丙丁之謂何。世之舍卦象而講《系辭》者，毋乃類是乎！”[33]張氏衝破傳統象數之藩籬，以新目光觀其象，將象學分為無形象學與無抽像學，無形象學為形下之器，無抽像學為形上之道，道屬于“維心”范疇，器屬于“維物”范疇，而《易》兼“維物”與“維心”。其以坎離為《易》象變化之中樞，認為《坎·彖》所云“有孚惟心，亨”即“維心”，《離·彖》曰“畜牝牛，吉”，牛為年夜物，即“維物”。“維心”與“維物”皆是象，有可以形求之者，有不成以形求之者，以形求之者稱為察象，不成以形求之者稱為玄象，大略《說卦傳》多言察象，《雜卦傳》多言玄象，其他散見于《易傳》諸篇。張氏以察象和玄象對《周易》經傳文所涉之象進行歸類，玄象年夜致有健、順、動、進、陷、麗、止、說、樂憂、志行、惕、威、敬、疑、信、始、終、得掉、外內、尊卑、久、速、道、德業、仁義、功譽等；察象年夜致有天、地、山、澤、日、月、風、雷、冰、霜、云、雨、人、君、臣、平易近、公侯、史巫、賓、馬、牛、龍、虎、魚、狐、龜、宮等。張氏又以時間與空間兩個維度來歸納之：“然以歸納之法約之，要不過此時間、空間一切之變化罷了。時間之象，《易》所言之新聞往來是也，空間之象，《易》所言之高低遠近是也。”（《易象闡微》，第112頁）此外，張氏還將歷代諸家之易象體例歸為八類，一為單象，二為包養感情復象，三為互象，四為似象，五為年夜象，六為半象，七為伏象，八為天象。
義理方面，張氏視《周易》為解剖造化之心理學，講究萬物生生之理乃是易學之旨歸：“《系辭傳》言：‘生生之為易’，又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六合之年夜德曰生’。是知易學者，不過考求萬物生生之理罷了。”（《易象闡微》，第5頁）他還將物理學之“力”的概念引進傳統哲學，以此解釋生生不息的內在本源：“力者，求等之具也，至等則無力，無力則不動，不動則不生。欲以彼多數之重加于此少數之輕，則必假力以運之，故力為求等之具。兩力相對相等則物反不動，故等則力不顯也。不生則無《易》，無《易》則不生生，然則等者，其終不成求乎包養站長。”（《易象闡微》，第8頁）張氏又以電學知識解釋《周易》坎離二卦之變化：“《周易》八卦以坎離為陰陽變化之中樞，坎中之陽即坤之中間所汲取乾之中間之一陽也。坤為坎，則乾為離，離為電，言乾中間之一陽與本體同名之陽相拒，與坤異名之陰相吸，生離力而之坤為坎，故曰：‘坎，陷也’。言乾之一陽被吸而墮入也，明乎電流陰陽二性之感化，則知卦象坎離變化之奧旨矣。”（《易象闡微》，第23頁）他還以《易》理比附東方政治：“夫《易》之例，陽為君，陰為平易近，既濟定位，陰居陽上，然則平易近選議院為監督之最高機關。按之《易》理，真若合符節已。”（《易象闡微》，第313頁）
張氏以易學為根柢，綜合運用近代科學知識治《易》，雖然有牽強附會之嫌，但在研討方式和研討內容上都超越了傳統易學的思維架構、知識體系。潘雨廷評價云：“于平易近國后，以科學合易道言者，不勝枚舉；而張氏此書，可謂得風氣之先。”[34]據潘氏之言，張之銳《易象闡微》一書實開科學易之風氣。這一解《易》之潛流于平易近國時期競相迸發噴涌，成為近現代易學研討的基礎范式之一。
結語
漢易與宋易的分合同異、此消彼長，既不始于晚清，亦非終于晚清，而是貫穿于清代易學發展的始終，并綿延至現當代，成為現當代易學研討中較為典範的兩種包養ptt釋經范式。今文經學家的疑古精力與古文經學家的史學思緒成為古史辨易學及唯物史觀易學興起的關鍵性原因；而晚清時期的今古文學者及張之銳等人以會通中西的方式闡釋《周易》，則預示著傳統易學的近代轉型：“晚清的社會劇變，使得此時期易學的內容和方式都呈現出融會中西、兼收并蓄，融舊鑄新、繼往開來的嶄新面孔，并由此開啟了傳統易學向現代易學過渡的濫觴。”[35]此外，晚清時期另有部門學者堅持經學易傳統，不為學術潮水所動。晚清易學短短幾十年，歷經漢宋對峙與融會、古今中西之爭，糅合了先秦以降的易學文明內涵，對平易近國以來的易學發展及現代轉型產生了深遠影響，其學術史意義不問可知。
注釋
[1]王章濤《王念孫·王引之年譜》，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第168頁。
[2][清]方東樹《漢學商兌》，載[清]江藩、[清]方東樹著，徐洪興編校《漢學師承記（外二種）》，上海：中西書局，2包養犯法嗎012年，第251頁。
[3][清]閻汝弼《周易爻征廣義》自敘，光緒元年刻本，第5頁。
[4][清]丁壽昌《讀易會通》，北京：中國書店，1992年，第6頁。
[5][清]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116頁。
[6]丁福保《疇隱居士自訂年譜》，平易近國鉛印本，第6頁。
[7]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四卷，北京：華夏出書社，1994年，第5頁。
[8]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收拾《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撮要·經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121頁。
[9][清]紀磊《周易本義辨證補訂》，載《續修四庫全書》第3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02年，第345頁。
[10][清]丁壽昌《讀易會通》，第5頁。
[11][清]黃以周著，詹亞園、韓偉表主編《黃以周選集》第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4年，第1045頁。
[12]毛朝暉《黃以周的易學尋求——兼論黃氏“漢宋兼采”的原則》，載《周易研討》2019年第3期，第77頁。
[13]關于康有為、廖平、皮錫瑞三人的易學觀，本節重要依照著作時間先后而論，不觸及學術思惟之間的因襲問題。
[14]康有為撰，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選集》第一集，北京：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07年，第355頁。下引該書，僅隨文標注書名、集數與頁碼，標點有改動。
[15]“繙十二經以說”，《莊子新釋》所收注解曰：“宣云：繙，音翻，重複言之也。《御覽》注：繙，堆聚之貌。陸云：說者云：《詩》《書》《禮》《樂》《易》《年齡》六經又加《六緯》合為十二經也。一說云：《易》高低經并《十翼》為十二。又一云：《年齡》十二公經也。”（張默生原著，張翰勛校補《莊子新釋》，濟南：齊魯書社，1993年，第335頁）可見，本句原義已很難確定。
[16]廖平撰，舒年夜剛、楊世文主編《廖平選集》第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5年，第320頁。
[17]廖平撰，舒年夜剛、楊世文主編《廖平選集》第3冊，第29-30頁。
[18]廖平撰，舒年夜剛、楊世文主編《廖平選集》第3冊，第30頁。
[19][清]皮錫瑞著，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7頁。
[20][清]皮錫瑞《經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第9頁。
[21][清]皮錫瑞《經學通論》，第13頁。
[22]潘雨廷著，張文江收拾《讀易撮要》，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7年，第494頁。
[23]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收拾《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撮要·經部》，第176頁。
[24]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收拾《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撮要·經部》，第183頁。
[25]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673-674頁。
[26][清]永(王容)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頁。
[27]章太炎著，章念馳編訂《章太炎選集·演講集》，上海：上海國民出書社，2015年，第319頁。
[28]章太炎著，章念馳編訂《章太炎選集·演講集》，第319頁。
[29]章太炎著，章念馳編訂《章太炎選集·演講集》，第491頁。
[30]劉師培著，陳居淵注《經學教科書》，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06年，第224頁。下引該書，僅隨文標注書名與頁碼。
[31]王國包養一個月維《論近年之學術界》，載《王國維遺書》第5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第94頁。
[32]原書序文已佚，轉引自潘雨廷著，張文江收拾《讀易撮要》，第503頁。
[33]清]張之銳《易象闡微》，載嚴靈峰編輯《無求備齋易經集成》第123冊，臺北：成文出書社無限公司，1976年，第51頁。下引該書，僅隨文標注書名與頁碼。
[34]潘雨廷著，張文江收拾包養留言板《讀易撮要》，第505頁。
[35]林忠軍《論晚清易學之轉向》，載《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2期，第155-1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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