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邵雍易學展開的三種趨向
作者：李震（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討所）
來源：《中國哲學史》2025年第2期
摘要：北宋邵雍提出的以《後天圖》為焦點的易學體系，遭到宋代學者的重視，注釋者代不乏人。兩宋學者對于邵雍易學的詮釋年夜體是在如下三種脈絡中展開：鄭夬、晁說之、朱包養站長震在漢易理路中解讀邵雍易學的象數，強調此中的“錯綜變通之妙”；邵包養站長伯溫、王湜、朱子更具宋易顏色，關注邵雍易學的義理內涵，發掘當中的“天然齊整之理”；術數派則將邵雍易學引向占算，以形成一種命定的歷史觀。漢、宋之別與學、術之別構成了邵雍易學在兩宋和后世發展的基礎線索。
關鍵詞：邵雍漢易宋易變通定理
北宋邵雍以《後天圖》為焦點的易學體系，從最基礎處刷新了傳統易學的諸多特質，可謂宋代象數易學之大批與漢宋易學之轉關。這種歷史位置的獲得并不只是邵雍個人之功，而應視為學派性的結果。由于諸多分歧佈景的學者的參與和詮釋，自北宋而南宋，邵雍易學經歷了一個學派逐漸樹立、內涵不斷豐富的過程。考核這一復雜的詮釋史，對于完全掌握邵雍易學有主要意義。
宋代學者對于邵雍易學的詮釋，年夜體是在漢易、宋易與術數三種走向中展開，當中尤以前兩種為主。分歧詮釋脈絡的對峙、交織，不僅組分解邵雍易學展開的基礎線索，同時也體現出漢易向宋易整體的轉換路徑。
一、邵雍易學的漢易詮釋
邵雍易學具有一種可兼容或謂可溝通的復雜特質：不論是從短期包養事傳統漢易的學者，還是具有更強的宋易自覺的學者，都在邵雍身上看到了各自關心的思惟資源，都從本身理路出發對其作了有特點的詮釋。漢易脈絡下，北宋鄭夬、晁說之與南宋朱震的論述最具代表性。
與邵雍同時代的鄭夬是較早深刻發揮邵氏易學的學者。鄭夬兼習劉牧與邵雍兩派學術，其留名后世則是由于“竊取”邵雍卦變說的歷史公案。筆者曾論鄭夬學說的特點在于從卦變而非成卦的角度闡發邵雍易學，此種卦變視角代表了當時學者的普通懂得。（1）今推而論之，卦變其實是一種具有典範漢易風格的學說，漢易的乾坤二元論是其底色，故其說必以乾坤為諸卦之始，而非以太極為乾坤之本；關心的更多是若何描寫變化的錯雜過程，而非若何總結變化的確定道理。鄭夬從卦變角度發揮邵雍易學，表白其人重要是在漢易的脈絡下懂得邵雍。恰是在這個意義上，《夢溪筆談》對鄭夬卦變法的記錄特別凸起“乾坤錯綜”（2）四字，以見其特點與主旨。這代表了漢易詮釋的一個標的目的。
與鄭夬從卦變角度呈現邵雍與漢易的關系分歧，稍后的晁說之則重要是從卦氣的角度將邵雍與漢易關聯起來。晁說之出生華夏文獻世家，為學“博極群籍，尤長經術”包養網單次（3），在易學上宗主孟、京、鄭、虞的漢人之學，而痛斥王弼，以“使小王之說不得一日容也”（4）為職志。作為北宋屈指可數的漢易大師，晁說之卻平生敬慕邵雍，這一點很值得留意，似乎表白邵雍學術在晁說之眼中與漢易具有某種親緣性。事實恰是這般。在晁說之看來，邵雍學說的殊勝之處在于其準確描寫了變化的過程，特別能擬合天然節候的演變節奏，這恰是漢易卦氣說的目標。在《易玄星紀譜后序》中，晁說之談到：
溫公又本諸《太始歷》而作《玄歷》，其意圖加勤矣，然簡略難明。繼包養價格而得康節師長教師《玄圖》，布星斗，辨氣候，分晝夜，而《易》《玄》相參，于中為極悉矣。（《嵩山文集》卷十，第3頁下至第4頁上）
晁說之認為，邵雍《太玄準易圖》闡明了星斗、氣候、晝夜的變化，才使司馬光過于簡略的《玄歷》得以了了。（5）這里，以卦爻、首贊擬配節候的邵雍易學，清楚被視為一種卦氣說。（6包養女人）邵雍將卦氣說推展到了一個新高度，漢易至邵雍而更見光年夜，這是使得作為漢易學者的晁說之傾心謹記的緣由地點。恰是在這個意義上，晁說之提出只要通曉京房易學者才“可以語邵康節之易”（《嵩山文集》卷十八，第6頁上）；而《傳易堂記》的如下推許，也應在漢易的意義上獲得懂得：
惟康節師長教師，天資既出色不群，而夜不施枕、惟《易》之學者三十年，其兼三才，而錯綜變通之妙始年夜著明矣。（《嵩山文集》卷十六，第11頁上）
由晁說之學術的主旨觀之，這里的“錯綜變通”大要不是指鄭夬式的卦變說，重要應指卦氣說而言。不過，作為一種宏觀定位，“錯綜變通之妙”六字無妨說是涵蓋了卦變與卦氣兩個方面，從而歸納綜合出了邵雍易學在漢易學者眼中的整體特點：邵雍之學的成績正在于細膩地刻畫出了變化的復雜性。這種懂得，與后來朱子等人在邵雍身上讀出的“天然齊整之理”有深入的差異。
南渡后揚名的朱震是宋代漢易象數學的另一重鎮，其對邵雍易學的詮釋與上述兩位又有區別，重要是在圖象的角度下展開的。在有名的《進周易表》包養站長中，朱震對北宋五子及劉牧的易學有如下判攝：
故雍著《皇極經世》之書，牧陳六合五十有五之數，敦頤作《通書》，程頤述《易傳》，載造《太和》《參兩》等篇。或明其象，或論其數，或傳其辭，或兼而明之，更相唱和，相為表里。（《通志堂經解》第一冊，第194頁）
從朱震在《漢上易傳》註釋中特重橫渠之學的態度來看，他這里的“兼而明之”是指張載而言，即認為只要張載易學做到了象、數、辭的兼顧；而邵雍、程頤等各家則“或論其數，或傳其辭”，難免各有局限。懂得這一點對于掌握朱震的相關論述非常主要：或許是由于對邵雍以數為本的易學懂得和評價無限，《漢上易傳》很少從數的內在理路詮解邵雍；相反，其論述往往是從象與圖等其他視角作出的，表現出整合、改革的意味。
朱震在對《說卦傳》的解釋中，較集中地征引了邵雍易說，如：
1.引邵雍“月為冷”“水遇冷則結，遇火則竭，從所勝也”之語，以說明“乾為冷，為冰”；
2.引邵雍“天依形，地附氣，其形有涯，其氣無涯”之語，以說明“坤為地”；
3.引邵雍“正人以萬物為輿馬”“群者，通陰陽言之”之語，以說明“坤為年夜輿”“為眾”；
4.引邵雍“枝干，土石也，故歲不易；葉花，水火也，故歲易”之語，以說明“（離）其于木也，為科上槁”；等等。（《通志堂經解》第一冊，第263-264、268頁）
《漢上易傳》援用邵雍的條目未幾，此類解釋約占其間的一半。這些解釋有一個特點：其所引文字本是台灣包養邵雍觀物之學的內容，卻被朱震用作說明八卦取象的根據，這實際上就是要將邵雍的觀物學轉變為漢易的取象說。學者指出，南宋初年包養網推薦有一漢代象學的復興潮水，朱震是當中最主要的代表。（7）《漢上易傳》通篇最主要的解釋伎倆就是取象。朱震的包養一個月價錢上述解釋，牽引邵雍本意以從己說，正體現出從象學角度將邵雍納進漢易的盡力。
除取象外，朱震以漢易統攝邵雍的另一手腕是借助易圖。《周易卦圖》錄有多種與邵雍易學有關的圖式，此中不太惹人矚目標一種是所謂《納甲圖》。（《通志堂經解》第一冊，第283頁）實則此圖頗有深意。朱震記錄的《納甲圖》，在卦位順序上遵從的是虞翻及《周易參同契》的月體納甲說，但在卦圖情勢上卻決心采取了與邵雍《宓羲八卦圓圖》（凡是稱《小圓圖》）雷同的做法，即將八卦按《小圓圖》的情勢擺列成圓。這種設計不是偶甜心花園爾，而是要在《小圓圖》與《參同契》等的納甲學說間人為勾連起關系。納甲在漢易中不是一種孤立的方式；經由納甲，包含五行、八宮、爻辰在內的種種漢易伎倆都能獲得運用。朱震所載《納甲圖》的真正意義，似是在使邵雍易學經由納甲而與漢易之整體獲得溝通的途徑，從而也就是將邵雍易學更徹底地整合到漢易當中往，盡管這種嘗試只是初露眉目，尚未完整展開。（8）
從鄭夬到朱震，宋代的漢易論述留心到邵雍的思惟資源，并盡力在卦變、卦氣、取象、易圖等視角下加以統攝，其意在于使邵雍易學更徹底地融進漢易，以便更好描寫變化的過程。這種統攝自有其根據：作為一種“數學”，邵雍易學以借助數字準確刻畫陰陽消長為尋求，這與漢易的精力深有契合；卦變、卦氣等議題因此也就是邵雍易學的主要內容。但這種統攝終究未能較徹底地完成，除往學術思潮進退的偶爾原因外，更最基礎的緣由乃在于，邵雍易學自有其不克不及被完整化歸為漢易的復雜性。一個值得留意的現象是，漢易學者的上述詮釋廣泛較罕用到邵雍易學的焦點資料，諸如六十四卦之成卦、《後天圖》之方位與象數，以及太極、兩儀、四象關系等關鍵問題，基礎是在上述漢易詮釋的范圍之外。對于這些問題的處理，需求一種與漢易分歧的解讀方法。（9）
二、邵雍易學的宋易詮釋
分歧于朱震等人，北宋邵伯溫、南宋王湜與朱子等學者在解讀邵雍易學時，基礎不引進漢易的體例和伎倆，而是闡發邵雍易學的義理問題；即便是在解釋邵雍易學的象數論包養俱樂部題時，關心的也更多是焦點象數形式中的義理意蘊。其說具有典範的宋學風格。
邵伯溫作為邵雍明日子，畢生努力于光年夜乃父的影響，撰寫了多篇推尊邵雍的文字。其在邵雍學術上包養價格ptt之較為實質性的貢獻，是注釋了《觀物內篇》。在邵伯溫的注釋中，對太極與六合之心的解釋特別能見出宋易的特點：
夫太極者，在六合之先而不為先，在六合之后而不為后，終六合而未嘗終，始六合而未嘗始，與六合萬物圓融和會而未嘗有先后始終者也。有太極，則兩儀、四象、八卦，以致于六合萬物，固已備矣。非謂本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后日乃有四象、八卦也。雖謂之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實一時具足，若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致于無窮，皆然。（10）
這段文字中，太極被認為具有某種本體的非時間性，且兩儀、四象、八卦的天生過程也是“一時具足”，無先后次序遞次可言。邵伯溫的這種解釋，與后來朱子關于成卦過程“有則具有”（11）的主張非常類似，而與秦漢思惟中被懂得為宇宙之晚期階段的太極明顯分歧，有更強的本體顏色。
邵伯溫太極解釋的另一值得留意之處，是將太極與理學話語明確結合起來：
萬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萬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圣人窮理盡性以致于命，盡心知性以知天，居心養性以事天，皆本乎此也。（《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七百一十冊，第214-215頁）
二程曾言易、道、神等皆天之一義，而帝、鬼神、乾等等也不過是對天“分而言之”的稱呼。（12）邵伯溫在邵雍身后問學于程門，其將命、性、天、心統一于太極的思緒和言說方法，明顯帶有二程的痕跡。邵伯溫又引《說卦》《孟子》，將邵雍的太極學說導引到理學焦點的感性命、心性天結構中來，意圖同樣在于使邵雍與二程理學相接合，以為邵學發展打開途徑。
不過，在借助二程闡釋邵雍的同時，邵伯溫也留意為兩者劃開距離，這在其對六合之心的討論中可以看得非常明白：
世儒昧于易本，不見六合之心。見其一陽初復，遂以動為六合之心，乃謂六合以生物為心。噫，六合之心何止于動而生物哉!見其五陰在上，遂以靜為六合之心，乃謂動復則靜，行復則止。噫，六合之心何止于靜而止哉!為虛無之論者，則曰六合以無心為心。噫，六合之心一歸于無，則造化息矣!蓋六合之心，不成以有無言，而未嘗有無，亦未嘗離乎有無者也；不成以動靜言，而未嘗動靜，亦未嘗離乎動靜者也。故于動靜之間有以見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七百一十冊，第231頁）
邵伯溫認為邵雍的“一動一靜之間”最能貼合六合之心，而動、靜、無都是對六合之心性質的誤解。此中，以動為心即程頤之說（《二程集》，第819頁）。以邵伯溫對二程學說的熟習，他這里的評論明顯有針鋒相對的爭辯意味。伯溫之子邵博曾提到南宋初年程門后學與邵學之間既相親近，又有緊張；（13）邵伯溫對二程理學既借勢又批評的態度，反應出其在處理程邵學術關系時的奧妙考慮。
與朱震年夜體同時的王湜，在學術史上聲名不顯，但對邵雍易學卻有到位的詮解，是張行成、朱子以前最系統的邵學學者。王湜《易學》在以邵解邵的條件下，較多啟用了剖析思辨的方法，其說清通簡要，頗能發掘出邵雍易學的義理內涵。如其論四象云：
陽中有陰，陰抱陽而降落，陰降而陽亦降矣，所以能交于地也。…長期包養…陰中有陽，陽負陰以上升，陽升而陰亦升矣，所以能交于天也。（《通志堂經解》第一冊，第99頁）
邵雍易學中有一個看似牴觸的問題：《觀物外篇》言陽下交于陰，陰上交于陽，但陽性趨上，何故能下交?陰性趨下，何故能上交?《觀物外篇》的說法似與陰陽性質相悖。后來朱子及其后學引及此句時，多將高低二字顛倒，以防止解釋上的困難。（14）王湜則給出了一種頗具哲學性的解釋：邵雍說法的根據正在于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每一存在的內部都涵蘊著對立性的氣力，一種氣力與其對立面相抱合、牽引而形成變化，這就是陰陽之運動所以能與本身天性相反的緣由。王湜將陰陽互涵這一邵雍已有的觀念推廣到對天生運動問題的解說，其論述包養管道風格不僅是義理化的，並且構成對于邵雍易學的推進。
以類似的剖析思辨的方法，王湜討論了八卦體用、後天后天方位等邵雍易學的焦點問題。當中的細節不用詳言，但王湜的解釋頗以理觀念為根據，此種情勢性的特征值得留心。如論八卦卦象之變與不變，則言：“陰陽之理，交則變，不交則不變。”論《河圖》《洛書》、九數十數之關系，則言：“然則六合數增九以為十，卦數減九以為八，豈圣人之私智哉?皆天然之理罷了。”（《通志堂經解》第一冊，第100、102頁）在王湜稍后的張行成筆下，“天然之理”“理之天然”這包養價格樣的說法作為解釋性的根據更是大批出現。邵雍雖以觀物之理聞名，但其論述中其實甚少應用“理”概念作為解釋性的根據，更罕曾言及“天然之理”，“理”在邵雍哲學中的重要感化只是凸顯存在的確定性；真正使“天然之理”獲得對現象之解釋效能的，是二程。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經過邵伯溫時代的導引，及至王湜、張行成，二程理學已經有深度地參與了邵雍易學，成為解釋邵雍的主要方式。（15）
南宋邵雍詮釋中影響最年夜者無疑是朱子。通過講明成卦方式，朱子澄清了此前邵雍易學中長期存在的成卦與卦變主題之爭；通過引進後天橫圖，朱子為邵雍易圖的詮釋供給了新的面向。除往這些“實”的內容外，朱子對邵雍的詮釋中另有不甚為人留意的“虛”的方面，即其特定的詮釋角度：朱子是有興趣用“理”來懂得邵雍。在最基礎概念上，朱子認太極為理的觀念供給了邵雍易學與程朱理學接榫的途徑；（16短期包養）在學問性質上，朱子認為邵雍的數學其實就是理學。《朱子語類》載：
康節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儘管在那下面轉，久之理透，想得一舉眼便成四片。……蓋包養平台理在數內，數又在理內。康節是他見得一個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
或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蓋其學本于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六合之運化，然后頹乎其順，浩然其歸’。包養一個月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往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末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眼前便見，便不待考慮。”（《朱子語類》卷一百，第2546頁）
邵雍之學以數聞名，但在朱子看來，數本于理，理數一體兩面，邵雍對數的探討只是其明理的表現。這就從最基礎上將邵雍易學的主題收束到了理的范圍之內。朱子又特別強調邵雍所言易理之“天然齊整”的特點：
然圣人當初亦不恁地考慮……自一為二，二為四，四為八，八為十六，十六為三十二，三十二為六十四。既成個物事，便天然這般齊整。皆是六合本然之妙元這般，但略假圣人手畫出來。
問：“師長教師說：‘宓羲畫卦皆是天然，不曾用些子心思智慮，只是借宓羲手畫出爾。’唯其出于天然，故以之占筮則靈驗否?”曰：“然。自‘太極生兩儀’，儘管畫往，到得后來，更畫不及。正如磨面類似，四下都恁地天然撒出來。”（《朱子語類》卷六十五，第1605、1612頁）
“天然”指的是無心無為，不假設定；“齊整”指的是一陰一陽，條理粲然。這是說，六十四卦的成卦道理極其簡單，只是“一陰一陽”這一簡單原則的不斷應用，并無決心做作的成分。這里值得留意的是，比擬于晁說之等漢易學者，朱子對邵雍易學之特質的懂得已從“錯綜變通之妙”轉向了“天然齊整之理”。在朱子看來，邵雍易學的高超之處不是在于細致追摹了變化的過程，而是在于提煉繹了變化的道理；定理的確定性、次序感而非變通的波折性、復雜度才是朱子及其時代的思惟精力。這里的“天然齊整之理”，當然也是接續著前文所論程頤以來“天然之理”“理之天然”的思惟脈絡發展而來的。
從邵伯溫、王湜到朱子，以理觀念為根據，邵雍易學的結構被勾畫得越來越清楚、簡明，理對于邵雍易學的整合與奠定越來越深刻；與此同時，此前漢易學者關注的邵雍易學的許多主要內涵，在這一理則化的過程中則被女大生包養俱樂部拋棄、簡化或許省略失落了。作為一切這些過程之結果的是，一種邵雍易學的新面孔由此正式登場，而一種宋學精力的新周易觀也自此基礎定型。
三、術數詮釋與漢宋流變
漢易與宋易之外，邵雍易學在宋代的展開還有另一重趨向，即其與術數的糾葛。此非哲學史研討所欲詳論，年夜體而言，邵雍易學在宋代的術數化是沿兩條脈絡展開：一脈是“自云傳邵雍之學于司馬溫公”（17）的北宋牛師德、牛無邪父子，以所謂司馬光秘傳的邵雍《太極圖》與衍卦法為依傍，鋪演成一套復雜的卦氣系統，其說得張行成保留，后來傳者不絕；另一脈是較早見于南北宋之交、亦為朱子稱引、而被《梅花易數》等托名占書發揚光年夜的數字占法，此脈在后世更為著名。兩說同屬術數命定論，其重要區別在于前者是一套系統的援易進歷、以卦配時的方式，將歷史的每一個步驟驟都視為預定；后者則是在懸置歷史整體之可知與否的條件下，長期包養窺探未來某一特定時點的吉兇。若就本文所論漢宋學術的區別言之，大體可說，前一脈以卦氣說為方式，其錯綜變通的進路較近于漢易；而后一脈對描摹變化之整體性全不措意的態度，則表現出某種走出漢易的意味。漢宋的差異在發揮邵雍易學的術者群體中也有波折的表現。
三種趨向中，術數趨向既不是邵雍易學本身的精力，也難成其為一種嚴格意義上的獨立的易學形態，真正有學理意義的重要是漢宋兩家。依常理言，漢易與宋易對包養違法邵雍易學的懂得既有嚴重分歧，底本應有直接交鋒；交鋒之后，新的主導性的易學形態方能樹立。但是宋代易學史的發展特點是，以朱震為重要代表的漢易路向僅僅在南宋初年短暫復興之后尋即偃息，包養網VIP并未構成持續的氣力，更沒有與以朱子為代表的宋易路向發生直接爭論。當朱子登上易學史舞臺時，朱震的聲勢早已消歇。于是，這場本該發生的對峙最終是以一方的提早退場告終，朱子通過以成卦代替卦變“悄無聲息”地結束了宋代易學中的漢宋之爭。此后，在宋明時代，邵雍易學其實已經被整合進進朱子學中，成為了朱子學體系的一個部門；而其被朱子擺包養管道落或未進進朱子視野的內容，則少有問津，湮沒在了歷史的角落中。
不過，這場“悄無聲息”的勝利并不徹底。由于漢宋爭論不曾展開、學理互動不夠深刻，包養甜心漢易在朱子時代并未真正被駁倒，更多只是被省略與隱躲；待到明清之際，便從頭開始成為風行的易學風潮。這種風潮表現在邵雍易學的接收上，就是朱子及其先行者所建構的以“理”為主導的邵雍易學的面孔不再為人所關注；反過來，在黃宗羲、胡渭等人筆下，卦變、卦氣、方圓等漢易視角在結合了宋易圖書之學等內容后，從頭成為懂得邵雍的主要途徑。邵雍易學的抽像與內涵是以一向在漢宋之間堅持著某種張力。另一方面，好像漢、宋之爭未有定局一樣，邵雍身上的學（學理）、術（術數）之爭也并未隨著朱子的綜合便消散。在朱子學占據勝場的精英與官方學術外，南宋至元代，四川、江右等地始終有學者、術士努力于闡發邵雍思惟極數知來的效能，如祝泌、廖應淮等，通過將卦爻進一個步驟與歷史、聲音相配比而起卦占驗，構成牛無邪、張行成之學的余波。此種學問風格頗能代表普通士人和蒼生對邵雍的懂得，且反過來影響到精英士人的認知。在這個意義上，學、術之爭也一向延貫于邵雍易學展開的始終。本文盼望講明的是，塑造上述學風進退與面孔虛實的更深邃深摯的學理上的氣力，始終是在“錯綜變通之妙”與“天然齊整之理”之間。
注釋
（1）關于鄭夬卦變說的佈景和方式，參見拙文：《從邵雍到朱子：“一分為二”說的演變與定型》，《中國哲學史》2021年第6期。
（2）胡道靜：《夢溪筆談校訂》，上海古籍出書社，1987年，第319頁。
（3）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四，中華書局，1965年，第1334頁。
（4）晁說之：《太極傳后序》，《嵩山文集》卷十七，《四部叢刊續編》，商務印書館，1934年，第7頁下。
（5）晁說之既追隨司馬光學易，又深謹記邵雍易學；既重司馬光《玄歷》，又取邵雍《玄圖》“合而譜之”（《易玄星紀譜后序》女大生包養俱樂部），他對于兩家易學的推重不是偶爾、孤立的，也不只是因為邵、馬二人交誼深摯遂愛屋及烏，而是有更深的理論上的緣由：從漢易來看，邵雍與司馬光都是卦氣說的繼包養違法承者，其學理形態有內在的附近處。
（6）此種卦氣說的內涵，從傳世的《太玄準易圖》可以有直觀的認識。（參見朱震：《周易卦圖》卷中，《通志堂經解》第一冊，江蘇廣陵古籍刊印社，1996年，第278頁）
（7）王鐵：《宋代易學》，上海古籍出書社，2005年，第160頁。
（8）在易圖與取包養網dcard象之外，朱震還接續鄭夬的說法，從易學史觀上統攝邵雍易學。朱震在《周易卦圖》中評述說，鄭夬自稱從《歸躲·初經》中獲得了邵雍的《宓羲八卦圖》，而宓羲之易兩兩相對的八卦方位也正相當于《歸躲·初經》的八卦順序，是以邵雍的宓羲之易就相當于傳統三易說中的《歸躲》。（《通志堂經解》第一冊，第273-274頁）三易說較早見于漢代王充、鄭玄等人的論述，鄭夬、朱震將邵雍與《歸躲》關聯起來，雖未必是歷史的真實，卻使得邵雍易學開始被較深地整合到傳統的易學史觀當中往。此后，南宋三易說日漸豐富；而邵雍與三易說的關系，亦在張行成等人的發揮下愈見復雜。
（9）南宋張行成的邵雍解釋中也有漢易成分，如其《易通變》對卦變所作的接近鄭夬的解讀，以《既濟圖》為代表的若干圖包養app式中的卦氣說，等等。但應指出的是，張行成身上的漢易屬性遠不克不及與上述三位并論。這一方面是因為張氏之學龐年夜蕪雜，宋易、術數之說都有網羅；更主要的緣由則在于，張行成基礎是沿邵雍易學的思緒規模展開發揮，而不是站在漢易立場上統攝邵雍易學。是以，本文不將張行成簡單劃進三種趨向中的某一類，而將其視為邵雍易學之較為“本位”“集成”但又“主觀”的詮釋者。
（10）胡廣編：《性理年夜全》卷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七百一十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214頁。
（11）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六十七，中華書局，1986年，第1667頁。
（12）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一、《周易程氏傳》卷一，《二程集》，中華書局，2004年，第4、695 頁。
（13）邵博：《邵氏聞見后錄》卷六，中華書局，1983年，第45-46頁。
（14）谷繼明與陳睿超曾說起此點。胡方平、胡一桂：《易學啟蒙通釋·包養sd周易本義啟蒙翼傳》，谷繼明點校，中華書局，2019年，第87頁；陳睿超：《朱台灣包養子易學對〈太極圖〉和〈後天圖〉的交互詮釋》，《周易研討》2021年第1期。
（15）王湜不僅包養感情用理概念詮解邵雍，還將《河圖》《洛書》及周敦頤的哲學與邵雍相結合；張行成的解釋則較多援用張載之說。這些都體現出南宋邵學的綜合趨勢。
（16）朱子認為，邵雍成卦說中的“太極生兩儀”就是“一理之判”。（朱熹：《答虞士朋》，《晦庵師長教師白文公函集》卷四十五，《朱子全書》第二十二冊，上海古籍出書社、安徽教導出書社，2010年，第2057頁）
（17）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古籍出書社，2011年，第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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